原创《徐志摩的政治思想》：这篇徐志摩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徐志摩能够受到人们广泛关注,除了他为人津津乐道的浪漫诗歌和爱情故事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关注时局,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其政治观点并非一成不变.研究者对徐志摩褒贬不一,全面认识徐志摩的政治观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徐志摩；政治观
提起徐志摩（1897-1931）,人们通常联想到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及爱情故事.诗人标签的光芒太过耀眼,往往遮掩了他鲜明的政治观.徐志摩谈到写诗初衷的时说：“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颂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和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1].相对于诗歌,诗人内心更热衷政治,徐志摩“被赞颂,被模仿,被误解,被攻击,被低估,而未尝被遗忘.”[2]
一、初识社会主义与恭维英国政治
在1918年出国途中,徐志摩给亲友写过一封信：“所谓青年爱国者何如?尝试论之,夫读书至于感怀国难,决然远迈,方其浮海而东也,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及其足履目击,动魄刿心,未尝不握拳呼天,油然发其爱国之忱.其竟学而归,又未尝不思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3]他有一颗关注政治,爱国报国之心.诗人在美国留学期间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残酷无情的剥削,又接触到马克思、欧文等人著作,许多观点很适合他的“脾胃”[4],被同学称为“鲍尔雪微克”,诗人决心研究社会主义.徐志摩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想为中国振兴找到出路,但此时了解到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前期的社会主义.徐志摩对社会主义表现出短暂的热情,却并未成为他的信仰.
徐志摩放弃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前往英国,原因与政治有关,他向往英国政治制度,“美国人太陋,多数的饰制和多数的愚暗,至多只能造成一个‘感情作用的政治’,比较像样的,只有英国.”[5]罗素的吸引也是一个原因,罗素热衷政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希望通过政治改良实现社会主义,与徐志摩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徐志摩在英国未见到罗素,投于拉斯基门下,拉斯基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与马克思的观点不一致,在实现方式上,希望通过群众心理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治上实行普选之和议会制；在经济上实行市政社会主义和组织合作社.徐志摩是一个富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诗人,他所接受主要是英美的自由主义和主义传统,尤其是英国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他非常欣赏英国的政治,他认为：“不但东方人的政治,就是欧美的政治,可以上评坛的”,“只有英国”,“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6]在他看来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徐志摩欣赏英国渐进式的改革,对于社会主义也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
1922年徐志摩回国,看到的却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中国,徐志摩有感于十月革命的威力,对苏俄革命的精神大加赞赏,“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吏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7]这一时期徐志摩对苏俄式的革命持有好感.
二、反对苏俄式的革命道路
徐志摩对十月革命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和期许,但是这种热情随着诗人在莫斯科短暂的游历而消散.
对徐志摩影响颇深的罗素一开始对十月革命表示热烈欢迎,但当他到苏俄看到布尔什维克对反对者无情镇压,民众生活困顿、缺乏的状况时,对苏俄道路产生怀疑.游历莫斯科之后,徐志摩对苏俄态度产生了转变.1925年徐志摩去见泰戈尔时带着美好期待访问苏俄,在莫斯科停留三日,所见所闻所感给他带来了震撼,思想发生逆转,对俄国革命手段持反对批评的态度.莫斯科凋敝程度超乎诗人想象：人民生活困顿不堪,精神木讷呆板,文化遭到破坏,言论、行动与出版自由丧失.
徐志摩哀叹,莫斯科是一手拿着火、一手拿着刀的伟大的破坏天才,莫斯科是一座着火的血红的大城,大火烧毁了专制的旧俄国,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也化为灰烬.[8]对莫斯科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碎,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人们未步入天堂过上幸福生活,他开始思考乌托邦理想究竟有无实现的可能；他们的暴力手段是否正确,有无普遍性；能否找到一个比这种手段牺牲更小的方法道路?让他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是他崇尚,却看到苏俄言论、出版、行动自由的丧失,文化、政治专制,人民精神压抑,多元思想自由丧失.他拜谒列宁时谈到：“早几年我胆子大做到多,卢梭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卢梭等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卢梭不能不向后转.我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做到有些舍不做到--例如个人的自由”.[9]徐志摩开始理解罗素,对苏俄革命道路及影响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个人自由的执念使他对苏俄制度、革命道路产生质疑.他认为中国要救渡自己难免流血,采用何种流血的方法应当自己探索,没必要照搬苏俄式道路.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想使他对苏俄的“狄克推多”产生质疑.1925年10月,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主编,在接编“晨副”之后第一期上的文章《我为什么来我想怎么办》中说明了自己办刊的方针和理想,“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会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来就是一个全权的记者.”徐志摩想借“晨副”表达自己的观点,做一个“全权的记者”.“也真巧,我才来,问题就跟着到”,[10]一场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就展开了.这场讨论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11]民众革命热情高涨,当时的国民革命来不及做学理上的探索,就直接采取了革命的行动,在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问题暴露出来.该讨论吸引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大量文化名人参与,各自表达自己对苏俄革命、中国革命道路的见解.
徐志摩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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