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甘谷县大像山大佛窟木楼考》：这篇木楼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大像山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谷大佛为国内巨佛之一.大佛窟原有木构建筑,从重楼七层到全部毁去,是历史的见证.研究大像山石窟寺的演变,对认识中国石窟寺的演变意义重大.
[关键词]大像山石窟；木楼；文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2-0025-02
甘谷县大像山大佛坐落于高约200米的崖壁间,是全国相对地面高度最高的大佛,为石胎泥塑.经考证,石胎雕于北魏时期,泥妆塑于盛唐年间.大佛整个身躯为半圆雕,高23.3米,宽10.2米,面相庄严,躯体厚重,静穆慈祥,两眼平视,手施拔济众生印,足踩莲台,作善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造型精美,是全国大型石窟造像中为数不多的珍贵文物.大像山也因之而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甘谷地处佛法东渐的必经之地,大佛以及窟东一连串平顶方形禅窟,较好地保存了佛教传入中国时最早的窟龛式样,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兴盛.北朝时期,全国范围内名山胜地凿窟造像之风大盛,大像山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大像山石窟虽没有确切的始凿年代记载,然据现存洞窟形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记载,大致可推测大像山早期石窟的创凿在北周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旁证是北周保定五年（565）,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为亡父造七佛龛”,其规模宏大,堪称麦积山石窟之首.时著名文学家庾信专门撰《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以记其盛：“异岭共云,同峰别雨,冀城余俗,河西旧风.”该铭通篇言开窟造像之事,寻绎文义,则甘谷当时石窟之建,而堪与麦积山佛龛先后辉比者,在冀城非大像山石窟莫属.而冀城正是北周时甘谷的旧名.而《序》中的“河西”是指整个黄河以西,包括整个渭河流域及“陇坻”的麦积山的广大地区,说明了这一区域佛教之兴盛.
从大佛龛开窟塑像至唐末,大佛窟没有木楼的记载,整个中国石窟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中国石窟寺研究专家宿白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通过大量资料论证认为：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上可区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佛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做法开始流行”.在全国,乐山、敦煌等地的石胎大佛,都是在宋代加架楼阁,并在面部妆泥塑作.宋《太平寰宇记》载：“石崖上有大像一躯,长八尺（丈）,自山顶至山下一千二百三十尺,有阁道可登.”唐代建成的五层楼阁至宋代仍然完好无损.宋嘉祐三年（1058）,整个北方地区的佛事活动虽然频繁.但多数不以开窟造像为主,而是在前人基础上补修、重修.其时,由于自然侵蚀、窟檐楼阁破损严重,大佛亦受其蚀,故在宋嘉祐三年维修时,加固翻修了窟前楼阁,修塑了大佛.今大像山大佛窟壁存同治九年（1870）立《重建大像山碑记》,文曰：
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开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楼数层.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岁,地方于以庇神庥焉.同治初,经兵燹,佛楼被焚,露立八载,无复起宇者.任于庚午正莅斯邑,议重建之.其工巨,需数千缗.募之各统戎,慨然诺.任督其事,率会首等,越五月而工乃成.非致侈言焕然,亦聊以蔽风雨云.是为记.
文中“任”为时任伏羌县令强任,这是一位对大像山建设保护大有贡献者.宋嘉祐三年为公元1058年.笔者认为,“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开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楼,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岁,地方于以庇神庥焉”这种断句是正确的,也符合历史事实.宋嘉祐三年,大佛“覆以重楼”,“迄今八百余岁”,符合中国石窟寺的发展历史,也符合大像山大佛窟楼阁的历史.宋嘉祐三年（1058）,大佛窟前兴工建成楼阁保护佛身,同时又用泥塑技艺重妆佛身.从此,大像山兴建木构殿宇,并在所有窟前兴木架阁,成一时之风.
大像山附近发现的石刻小佛像均为北朝时期作品,这些又以实物的形式证明大像山佛教活动,大佛雕凿年代为北朝时期当无所疑.
再说“覆以重楼”.嘉祐年间的“重楼”究竟几层无记载可考,不做到而知,民间传说最早为七层,七层符合佛教仪规,亦非空穴来风,口耳相传,似有一定道理.
明叶应甲《伏羌县志·地理志·山川》载：“大像山：在西南三里,巅上有佛,就崖刻像,高百丈等上覆以楼,今楼废.”该记载表明,至《伏羌县志》纂成的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前,大佛楼已毁,楼层数依然未记.
清巩建丰《伏羌县志·山川》在“八景”条下有：“悬崖大像：山顶有石佛像,高百二十尺,覆以重楼七层,仰楼云汉,一奇观也.”该记载清楚地表明,清乾隆十四年（1749）大佛窟前的木楼为“七层”.而这“七层”,很可能就是明时已废的“重楼”,宋时始修未记的“重楼”.
清乾隆四十六至五十年间（1781～1786）,县令杨芳灿主持重修大佛窟楼阁.工成,杨芳灿撰《大像山佛龛铭并序》,文中有“琉璃耀日,七重雀目之窗；金碧凭霄,百尺蛇鳞之角”句.由此可知,杨芳灿主持所建大佛窟楼阁亦为七层,且每层有一窗.
清同治二年（1863）,回民举行反清起义,义军上大像山,毁塑像,焚大像楼及全山梵宇祠庙.此为大像山有史以来最大之劫难,除大佛以外的塑像和木构建筑无一幸免.大像山木楼经这次劫难元气大伤,以后恢复修造再未能达到之前的状态.
清同治九年（1870）,县令强任“募资兴修,一复承平之旧”,将大佛楼由90年前的7层限于财力改建为5层3间.此事由平襄刘伯龙撰《重修大像山碑记》立于大佛窟左侧窟壁.与此同时,同治十年（1871）修无量殿,有魏观象《重建无量殿叙》记其事；修圣母殿并山门,有骆维祺《重建大像山并关圣殿碑记》述其事；修玉皇阁,有原筮贞《大像山创修玉皇阁记》述其事.
大佛露立八载之后,大佛窟楼阁由7层变为5层,虽有删削,而气象不减.民国安履祥《甘谷县志·山川》载：“文旗悬崖间凿佛像一尊,金容彩衣,辉映渭川.高约十丈余,足趾一甲之大,直如箕；一指之大,巨如瓮.清末,右手一指堕,坏护身层楼一间.”这条记录包括了两条信息,一是大佛窟楼阁至此已成危楼,二是这时的楼阁距大佛极近,甚至有幾层就在大佛手指之下,否则,是不会因指堕而“压塌层楼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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