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性别修辞和20世纪末女性散文叙述策略》：本论文为您写性别修辞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散文中出现了大量以花、树、月等为喻体含蓄表达女性生理、心理与情感的作品,为文学、修辞、性别与文化相互关系的阐释提供了研究对象.文学创作中富有性别意味的修辞,可以称之为“性别修辞”.它不仅是一种文学语言表达的技巧,还是修辞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相结合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当代女性散文中的性别修辞是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表现,也是追求*和谐的叙述策略.
[关键词]性别修辞；女性散文；身份认同；叙述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4-0054-06
修辞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技巧,既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性别修辞”一词在我国学术研究中最早出现于2000年前后,至今在传媒、民俗、文学等研究领域均有人使用,尚没有明确定义.本文使用的性别修辞,简单地说,是指文学创作中的修辞蕴含创作主体的性别意识、立场和观念,赋予修辞本身以性别的文化意味.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散文中出现了大量以花、树、月等为喻体含蓄表达女性生理、心理与情感的作品,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为探讨 文学创作中修辞与性别的关系进而阐释其丰富的文化意蕴,提供了范本.
一、文学中的“性别修辞”
在文学创作中,无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他们的性别意识与观念总会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来,甚至运用的修辞也透露出性别的色彩.例如,彭斯有这样的诗句：“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等我的爱人像一支旋律/走出甜蜜和谐的声音.”将女人喻为花朵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都比较常见,由此,即使读者未知诗人的性别也会对其做出基本的判断.因为,“隐喻和换喻是产生诗意和形象性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来源”[1]（p.289）,所以,诗人在表达自我内心的情感时,常常采用修辞手法,以增强诗歌的艺术创造性,诗人的性别立场或许也随之表现出来.彭斯的这句诗使美丽生动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他喜爱和珍视女性的性别态度也展露出来.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分析彭斯的这句诗时认为,这里并不是玫瑰般的双颊使那女人像玫瑰,也不是她甜美的声音使她像旋律；她之所以像玫瑰,并不是在颜色上、肌肤上或结构上,而是在价值上.两种价值相同事物的隐喻不同于两个事物单纯的比较,是富有文化内涵的[2]（pp.231-232）.由此可见,性别修辞是作家通过特定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性别倾向与立场.
性别修辞概念的提出离不开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而来的性别理论.当性别研究已成为一种有效的理论方法时,它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域.在分析贺知章的名诗《咏柳》的形象化结构时,孙绍振运用性别批评方法就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他从诗歌的词汇入手,发现“碧玉”、“妆”、“丝”、“绦”、“细叶”、“裁”这些词汇都是具有女性美的,进而断定,“归根到底,这首诗里,女性美就是两点：第一,化妆；第二,剪裁.这都是男性给女性规定的”[3]（p.16）.贺知章选用具有性别色彩的词汇描写柳树,暗示了女性柔美、婀娜的身姿,表达了诗人对于女性身体形态的审美理想,作为批评家的孙绍振由此指出了男性潜意识中对女性审美标准的规定性.如果更进一步挖掘诗人所热衷描绘的女性“垂下”的姿态,又使男性对女性的规定性超出外在形象而进入社会性别范畴,体现了传统社会规定女性“垂下腰、低下头”、依附于男性的道德*观念.这种以性别理论为武器,揭露和批判修辞中所潜藏的男性中心文化意识的文学批评,无疑使古典诗歌获得现代语境中新的文化释义.因而性别修辞又具有批评的功能.
从彭斯、贺知章的诗歌创作,到孙绍振的批评,性别修辞在创作和批评两个层面上的实践对象都是男性,从女性主义批评立场上看,挖掘女作家运用的修辞中的性别意识,是性别修辞另一个重要的批评功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影响下,女作家们的主体性与性别意识日益增强.因此,对女作家、作品的性别文化研究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维度.缘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女作家们在表现自己对男性中心文化的理性认识时,往往不是正面地交锋,而是以修辞手段表现出来.舒婷的《致橡树》堪称代表.她分别以“橡树”和“木棉”作喻,以“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的美好意境表达了女性对于*平等的理想爱情关系的渴望.在《神女峰》中,舒婷又借用具有鲜明女性色彩的“金光菊”和“女贞子”这两种花卉表达了新时期女性“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心声.她认识到新时期文学解放人性的思想洪流正“煽动”着女性新的“背叛”：她们不想再成为传统文化训诫中摆着“典范”架势让后人膜拜的“神女”,而要做能爱能恨、敢哭敢笑的现代独立的“人”.这种对世俗与传统的背叛是女性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呼唤,是女性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自觉审视,使诗歌的修辞蕴含深刻的性别文化内涵.
由此可见,性别修辞是指不受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的性别限制的,这在对于传媒和民俗的研究中也有充分体现.就文学创作来讲,性别修辞是作家掺杂着性别因素的修辞选择和运用；从批评角度来看,性别修辞是以性别视角和性别理论为方法,对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所做的文化批评.对女性创作中的修辞所进行的性别文化批评,既是对女性文学语言特色的探究,又是对修辞的性别文化内涵的阐释.当然,修辞不受文类的限制,除诗歌外,也存在于其他的文类中,因而性别修辞的批评实践是没有文类的界限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散文中的性别修辞,就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深入阐释的性别文化现象.
二、女性散文中的性别修辞
1. 花：反叛传统的女性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花、月常被合用来形容女性姣好的容貌,诸如闭月羞花、花容月貌、如花似玉（玉为月的转义）等.这些比喻均与贺知章的《咏柳》诗一样,打上了男性对女性的想象色彩,体现了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容貌的审美规定.在文学作品中,男作家往往以花喻人,表达对女性的倾慕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此外,花朵柔嫩的身姿还隐喻了女性需要被“怜香惜玉”的从属性社会地位.“用鲜花譬喻女性,一向是现存语言概念和男性话语的对女性观看的方式,女人自己怎样看待它呢?”[4]（p.37）
性别修辞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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