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孔子对管仲评价的一致性》：该文是关于管仲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摘 要]《论语》中有四处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关于四处评价之间是否一致,学界多有争论,而最大分歧则在集中在孔子是否肯定管仲为“仁”.单纯从字句本身,以及整书的行文特点和孔子的言语习惯,都很难对此做出完全合理的判断.只有将孔子仁学的多维性特点一并纳入,形成三位一体的考察,方可对孔子的评价做出正确的解读.孔子并没有直接肯定管仲为“仁”,他是有意向弟子传达仁学多维性的理论特点.当然,四处评价之间也并无矛盾,他承认管仲的功业与才能,但至于“仁”,孔子进行的则是多维评价.直接认为孔子肯定或否定管仲为“仁”,都是简单化和呆板的.
[关键词]孔子；管仲；《论语》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3541（ 2018） 03 - 0065 - 05
一
《论语》出现四处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其中一处出于《八佾》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 “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則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p.76）
其余三处均出自《宪问》篇：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1]（p.171）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l]（p.174）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p.174）
表面上看来,第一处为孔子讥评管仲为“器小”,其余三处则充满赞扬之意.这种前后不一也引发了历代学者层出的探讨和争论.
对于第一处“器小”之论,研究者基本都认为这属于孔子讥评,分歧主要出现在对于孔子所言“器小”具体内涵的理解与解读上.有的认为是奢侈而不知礼法（如朱熹）、有的认为是管仲因功业自满（如钱穆）、有的认为是管仲之功业有王霸之别（如程子等宋儒）,等等.
对于后三处,历代学者认为孔子是赞许管仲的居多,这些学者分歧也主要集中在孔子何以赞许管仲的原因分析上.有的认为是而其利泽及人（如朱熹等）,止兵是最大的搏爱（如康有为）；有的认为是孔子的仁学理念不仅仅包括心性,还包括对于功业的推崇,属于舍小节而论大功（如钱穆等）；有的认为是管仲明华夷之防的功劳盖过对于君臣名分的固守（如顾炎武）,等等.
对于孔子评价管仲的这种表面上的前后矛盾,有的学者并没有明言,但从其对第一处以及后三处的解读能够看出,他们承认孔子前贬后褒,认为孔子的评价存在矛盾.另有一些学者则直面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做出相应的解答,如有的认为后三处当出自《齐论语》,所以,对管仲充满褒扬（顾颉刚等）；有的认为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做出的（如闫春新）,等等.
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孔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清代黄培芳《云泉随札》云：
子路问：“管仲未仁乎?”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夫子之答,皆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论.盖所答非所问,与孟武伯问三子之仁一例.如其仁云云者,是虚拟之词,存而不论,与答“彼哉彼哉”一例.其答子贡则并无一字及仁,益明集注以“谁如其仁”解“如其仁”,谁字添设,说似未安.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若不论心而但论功,是判心术事功为二.按之前后论仁,从无如此立说也.[2]（pp.1134 -1135）
黄氏并不承认孔子所言“如其仁”就是认定管仲为“仁”,孔子之“如其仁”之叹,只是虚拟之词,实则未论管仲是否为仁.但是,这样的声音并不是主流.近年,学界再次出现类似的不同声音,如尉春艳认为：“从文本来看,孔子并没有赋予管仲以‘仁’的评价,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孔子也不会称越礼的管仲为仁者”[3]（p.89）；王世巍也认为：“孑L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4]（p.45）
梳理学术史不难看出,关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学者对孔子的“器小”为贬,大都没有异议,只是对具体内涵的解释各有不同.而对《宪问》中的三处评价,研究者的分歧较为突出,集中表现在孔子是否认定管仲为“仁”的问题上.肯定派认为,孔子是称扬管仲为“仁”,否定派则是少数.肯定派势必面临的难题就在于,如何解释孔子对于管仲评价的前后不一.为了解决这一前后不一,肯定派基本倾向于认为孔子是舍小取大,是张本华夷之防和不动兵力.这样用以弥合孔子评价的矛盾.否定派认为,孔子并没有认定管仲为“仁”,这一派以当代学者为主.这样看来,孔子是否认定管仲为“仁”就成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孔子评管仲是否矛盾的主要分歧所在.
二
应该说,当代学者,特别是否定派的几位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如王世巍提到：
以上的研究在论证的过程中,虽然查找、运用了诸多的相关历史文献加以考证,然而却在一开始就抛弃了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文献,即《论语》文本本身.并且诸位研究者在解读孔子评论管仲的过程中,也严重脱离了孔子此论的具体语境[4]（p.45）.
王世巍便认识到历来学者研究的问题和症结.基于此,他立足文本和语境提出否定说法,认为孔子话语主要是为教育子路和子贡而言,主要目的在于因材施教地教育学生,不在于评价管仲为“仁”,此说较有说服力.同时,也提出了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要立足文本和语境.
其实,检视研究史能够看出,清代黄培芳等人已经是从全书行文习惯进行判断.单纯从此章字句人手,很难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从《论语》文本实际、行文特点、孔子言语习惯出发,显然是合理的同时也是明智的.
管仲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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