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波澜万古溯诗源》：此文是一篇波澜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是举世共仰的诗国.作品之精,数量之巨,文字传本产生之悠久,可谓举世无双.无数诗词巨星用充满高情大爱、美德妙思创作的旷世名篇,在陶冶世人性灵,塑造民族特质,净化社会风气和焕发创造才能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诗化的中华民族历劫不衰,愈挫愈勇,以蓬勃的生命力,自强不息,勇立潮头,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弄清中国诗歌的源头,找出其星宿之海之所在,对于认识中华诗词之本质特点,探究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评价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当今流行的以《诗经》为我国诗歌正源的说法,就未免偏颇,值得商榷.此说之兴,始于1930年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该书受到胡适、顾额刚等疑古派的影响,把羲农尧舜禹汤时代的,定为伪作,一概排斥,故以《诗经》为我国诗歌的起源.解放以后一直沿袭下来.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前言云：“《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等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尚未能穷其源,极其至,应予修正.
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古代被尊为经典,地位显赫,影响巨大.但并非诗歌的起源.大量的史料说明,中国诗歌的星宿之海应上溯一千年,直到虞舜时代的《卿云歌》和《南风歌》.这是中国诗空的双子星座,是华夏诗情的灵光爆破.下面请看这凿破鸿蒙的破晓雄啼吧.
卿云歌
《尚书大传》：舜将禅禹,于是俊义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倡之,八伯成稽首而和.帝乃载歌：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是一首昭示着从太古洪荒中觉醒的民族之光明的礼赞.辛亥首义后曾作过国歌.
《尚书大传》伏生所作,他是《今文尚书》的权威,此书信而有征从未遭到质疑.另一部为王国维、胡适深信不疑的《竹书纪年》也明载此诗：
（帝舜有虞氏）：“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
明言是虞舜禅禹主理国事时而作的诗歌.李学勤以为“《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后来经过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虞舜禅让夏禹继位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即距今4081年前的事情.在此之前,虞舜还创作了一首《南风歌》.《孔子家语》卷八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它表达了一种仁民爱物的太和气象,而为历代所推崇.这首歌还见于《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史记·乐记》亦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王肃注曰：“《南风》育养民之诗也.等此诗之词出《尸子》及《家语》.”《尸子》、《孔子家语》皆先秦古籍,传承有序,是胡适所推崇的典籍.
然自百年前西学东渐以来,以胡适和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新锐学者,大倡疑古之风,不承认商以前的文化为信史,根本否定了尧舜禹的存在,把此前流传的诗歌定为伪作,一概摒弃.而以《诗经》当作诗歌的源头.《诗经》固然是中华诗词的光辉代表,但它只是诗国早期的一段华章,而不是其滥觞的源头.
这种错误的产生,关键在于对夏禹的真实性存在误判.顾颉刚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古史辨》中完全否定尧舜禹的存在.认为《尧典》、《禹贡》皆伪书.然其读书未细,成见太深,以至得出违背常识的错误,未免鲁莽灭裂,失去了治学的客观性.在他和刘掞藜的辩论中,在大量事实面前,只好且战且退,强词夺理.最后以“我对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以上说明我所以有‘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假定的缘故.’我现在对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此种强言饰非,鲁迅先生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理水》加以讽刺：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有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子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虫会治水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关于“禹”的存在和否,直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出来以后,才算有了结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第二章》举出《秦公敦铭》上有“鼐宅禹赉”,又在《齐侯缚钟》上发现有“崇崇成唐等处禹之堵”的铭文,才确凿无误地论定禹史之真实性.并云：“夫自尧典,臯陶谟、禹贡皆记禹事,下至周书、吕刑亦有以禹为‘三后’之一.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固不待藉它证据.然近人乃复疑之.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这时顾颉刚才改口说：“可见春秋时人对于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这场公案才算落幕了.历史上虞舜禅让有了有力的旁证.而虞舜诗歌的真实性也应当得到承认了.
二
其实关于这两首诗的著作权,文献古籍昭昭在列,已如前述,本来无可怀疑.此外,虞舜在诗歌理论上的杰出贡献,更从另一角度强化了他诗歌的地位.如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在为《诗经》作的《诗谱序》上就曾指出：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建于高辛,其时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道,放（始）于此乎.
这段话出于《尚书·尧典》,中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偕,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是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它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诗言志”.志,指心中所想,包括了志向和感情.诗是表达志向和抒发感情的载体.志者心之所之也.《汉书·艺文志》云：“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诗除了抒发情志,还有以观得失的认识作用.朱自清以为这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亦云：“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进一步阐发了“志”的意蕴,指出它有规范情意以消除邪念的教化功能.这就是圣人的诗教之内容.在我国第一部诗论钟嵘的《诗品》序中,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享,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复矣”云云.正是对上文的诠释.所谓“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就是对“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发挥.“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则是和“八音克偕,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思路完全合拍.虞舜的这段文字还对诗和乐、舞的关系作了精辟生动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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