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家族史·地方志·乡土情》：这篇乡土情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著名小说家贺享雍先生向来以乡土小说闻名.最新推出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更是当下文坛不可多得的厚重深邃的力作.在三百万字的宏大篇幅里,作者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全景式图画,塑造了视土地为生命的贺世龙、敢于竞选村主任的贺端阳、退休回乡的中学校长贺世普、行医几十年的乡村医生贺万山等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涉及农村土地、村庄政治、 法治、教育卫生、婚姻家庭、生育养老、打工创业等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篇幅之宏大、跨度之巨大、涉猎之广泛、人物之众多,不仅在作家自己的创作历程中可谓一个新的高峰,在新时期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里也可谓一大创举.这是一部多向度的作品,其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是值得称道的,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是如此丰富而鲜活,令人难以忘怀.
现代文学史上的中国乡土小说主要经历三种叙述主题的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杰出代表的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启蒙主题；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回归田园,发掘乡村自在人情、人性的古典主题；以赵树理、周立波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指挥下的阶级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挑战.农民离土离乡进城,现代观念通过媒介在乡村世界传播和渗透,国家对农村问题的政策性关照等一系列社会变动,从经济、思想、制度各方面冲击乡村固有的社会心理、*模式和价值体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乡村小说创作逐渐转向关注现实层面.新世纪乡村小说创作面对的是复杂、丰富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文学照进现实,对当下社会进行书写,是文学书写当下性的表现.进入新世纪之后,三种中国现代乡村小说的经典主题,随着社会和文学自身的新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解构和分流,新的文本主题意蕴也随之出现.九十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基本可以总结为三大主题,即“乡村现状的观照”、“传统文化的哀挽”、“诗意家园的溃败”.贺享雍的小说基本可以归入第一类.他的乡村小说创作直面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其文本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及时性和全面性两个方面比之前和同期的其他同类作品更为明显.现实暴露的社会问题所给予作家的主观刺激,以及国家乡村新政策的颁布实施所导致的变化等,都可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贺享雍的小说多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画乡村世界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到政治生态,从乡村直选到普法尴尬,从离乡进城到离城返乡,从心理转变到家族观念等等.评论者对于贺享雍的小说大多运用社会学分析和作品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乡村志》依然延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对乡村现实的切身体会和深入挖掘,不断观察和反映着新的乡村生活,不断地总结和汲取新的乡村经验.其中的细节是如此准确和真实,对于农民心理的把握是如此微妙而深入,以至于几乎可以让“三农”研究者作为研究的参考.当然,在有的评论者看来,文学作品如果可以作为社会调查报告进行解读,似乎就失去了文学艺术的“纯粹性”.但我们不应忘记,恩格斯对于《人间喜剧》“从这里所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的评价,并未损害巴尔扎克的文学史地位和《人间喜剧》的文学成就.在《乡村志》里,这样一种文本表达和其社会意义之间的微妙关联是取得了某种较为适宜的平衡的.
《乡村志》所建构的是一部纵横交错的家族史.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家族叙事”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命题.早在19世纪末,中国就出现了典型的家族小说《红楼梦》《*梅》.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具有明显的家族叙事倾向,在现代文学中,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财主底儿女们》（路翎）、《四世同堂》（老舍）、《金锁记》（张爱玲）、《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当代文学作品有《红旗谱》（梁斌）、《活动变人形》（王蒙）、《李氏家族》（李佩甫）、《古船》（张炜）、《白鹿原》（陈忠实）等等,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家族主题,几乎可以说具有一种潮流的特征.“家族主题”对于揭示中国个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广的意义和可探索性,它所蕴含的原型力量和文化精神是中国作家无法忽略掉的文学命题.
《乡村志》中的主要人物,全部是贺家湾的贺姓家族.无论父子兄弟还是妯娌连襟,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家族谱系中占据一个位置；无论基层干部还是普通村民,基本都有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和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由此造成了一连串的矛盾,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乡村志》始终围绕贺家湾这个小村庄,聚焦贺姓这个大家族.在中国,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家族是个人生活的重要网络.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有个专门名称叫氏族.作者展开的是一幅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原生态图景,每一个人都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具有多重身份.关于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过：“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可见,熟人社会不是根据法律来作为行为规范,而是礼俗和道德.熟人社会还意味着人和环境关系的熟悉.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动缓慢,生活方式相对静止,因此过去的经验才能适用于现在.社会变迁的速度才会慢得和社会继替相一致.这样教化权力才有存在的基础,名实分离也才会产生.乡村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熟人社会和乡风民俗中存在和延续的.
作品还延续了贺享雍先生一贯的特点,那就是始终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谈到文学中的小人物,人们往往会想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开创被契诃夫、果戈里发扬的“小人物”形象系列,可以举出《驿站长》《小公务员之死》《套中人》《外套》《死魂灵》.我们也会想起鲁迅的阿Q、巴金的汪文宣、刘恒的张大民.小人物故事没有那么惊天动地气壮山河,但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多数的人的最平凡而真实的生活和生命.小人物也许不能改变世界,无法进入历史,但伟人毕竟是少数.真正推动历史的力量还是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所共同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人物也可以成就大文章.贺享雍一直专注于书写农村里的小人物,在作品中没有“高大上”的英雄,没有“伟光正”的偶像,只有活在当下活在现实中的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人们需要英雄,需要偶像,但是也需要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生活,瞥见自己的影子.这才是他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对于读者来说这才是让他们感到亲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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