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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美国国防部向阿富汗增兵4000人.这引起了外界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猜测,也加大了人们对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调整的想象空间.和此同时,在“美国优先”的背景下,美国和印度战略关系进一步推进的力度遭到质疑.目前,美国新政府工作团队并未到位.在此背景下,对21世纪以来美国南亚战略的制定、历史溯源、执行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对近期美国国内政策辩论的思路进行解剖,有利于研判特朗普政府南亚战略的转型方向.
长期以来,南亚并不占据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位置.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却对“美国的阿富汗政策”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跨机构政策评估,足见阿富汗问题对美国安全的急迫性.大致而言,阿富汗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体现为两点：一是在“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威胁上升的背景下,美国需要尽力维持2016年阿富汗战争的成果；二是在具体战略实施上,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必将带来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的“革命性”变革.
由于特朗普本人政府工作经验的欠缺、过于张扬的个性,以及工作团队迟迟不能到位,可能仍需要在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互动中,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学习曲线”.在此背景下,对21世纪以来美国南亚战略的基本逻辑进行重新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当前战略学界关于南亚政策的辩论进行系统梳理,将有助于理解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前提下,美国新政府南亚战略的调整和转型方向.
美国南亚战略的发展
和制定思路
一般认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南亚基本没有吸引美国太多注意力,除了1998年印度的核试射”.[1] 南亚战略地位的边缘性,在政策层面有两个直接性结果：一是美国南亚政策更像是对一些“突发事件”的被动反应；二是美国的南亚战略更像是对某个特定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在某个特定阶段的临时性政策.因此,有人质疑,美国是否存在一项连贯的、明确的南亚战略.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南亚战略其实非常明确,即美国的南亚战略要服从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所设定的全球目标,在优先排序和议题选择上也要遵循此逻辑.在政策上具体表现为：冷战期间服从美国遏制苏联的目标,冷战结束后服从美国推行防止“核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努力,“9·11”后服从美国在全球开展的反恐行动.在这个层面,美国的南亚战略并不是“被动反应”模式,而是一种“主动对接”模式.2014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给奥巴马政府提交的政策报告中,就指出“美国南亚战略的框架性基础,是要明晰美国在该区域的优先目标、明确美国必须避免的突发情况、并框定美国应该塑造和引导的区域新态势”.[2]
鉴于南亚长期存在的“印度中心”和“印巴对峙”的结构性特征,美国长期困扰于如何更巧妙地处理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处理这两组关系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认为,由于巴基斯坦建国的最初动机,是“不满印度的压迫,要为穆斯林提供物理上的家园” [3] ,因而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必须考虑印度的反应.反之亦然.另一种认为,将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的政策局限于美国需评估另一方的反应,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美国应明晰,“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度是一个处于上升轨道的、具有巨大战略潜力的新兴国家.美印关系的改善,将有利于美国全球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巴基斯坦是一个深陷恐怖主义,国家实力不断削弱、社会治理呈异常趋势的问题国家,是一个需要外力来实现自身‘软着陆’的国家”.[4] 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的政策在出发点上完全不同,将这两组双边关系在逻辑上进行相互关联,无助于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政策层面,第二种思路酝酿于克林顿时期,形成于（小）布什时期,改良于奥巴马时期.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已经开始重视印度的兴起,这也为小布什时期《美印民用核合作协定》的最终成功签订奠定了政策基础；奥巴马时期,“脱钩”理念（de-hyphenation）有了现实基础——出于反恐需要,美国国务院专门成立“阿富汗—巴基斯坦特别代表处（SRAP）,来协调美国政府内部和阿富汗有关的事务；而印度事务则由南亚和中亚事务部门分管,并为提升美印战略关系,单独成立了“美印战略和商业对话”.有评论认为,这些动态表明,美国已经“将印巴脱钩,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挂钩,并将印度和中国相关联”.[5]
然而,不论是注重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联的“印巴挂钩”思路,还是注重将“印巴脱钩”（de-hyphenation）的思路,在本质上都遵循一个基本逻辑,即假定美印关系的出发点是为了一个“更善”的目标,而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只是为了防止一个“更恶”的局面出现.具体而言,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是为了巴基斯坦在反恐上和美国合作,在核不扩散上融入国际机制,在军队和民选政府的关系上更遵从世界主流的被认可的标准；同样,美国在战略和防务合作上对印度的投入,是为了让印度这样一个“ 国家”能力提升,从而实现对美国有利的亚洲权力的平衡及地区安全.
美国南亚战略的实施和
近期政策辩论
作为一个全球性国家,美国理解自身安全的优先项,并不总是南亚国家的优先项；而美国的国家利益目标,当然也并不总和南亚国家的利益重合.为推进美国在南亚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往往采取两种方式,来弥合战略设计和地区现实之间的差异.
第一种是“降低期望”模式,即在工作层面,不指望印度或巴基斯坦会放弃一些长期坚持的“核心原则”.包括：不指望印度完全放弃“战略自主”原则,也不指望印度能理解美国和巴基斯坦开展的有限安全合作；同样,不指望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能有“信任”可言,而更多关注对方是否“有用”.
第二种是“成本—收益”分析,这往往发生在政府交替时期.例如,在2016年底,美国国会就进行了大规模地对阿富汗政策听证.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有观点认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不仅没能达到美国期望的目标,反而可能起到了反作用.美国的援助壮大了巴国内反对改革集团的力量,并在结果上导致巴基斯坦国内的自由派力量更加薄弱”.[6]
美国南亚战略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美国南亚战略和当前转向为关于美国南亚战略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中国南亚战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