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近*受译员群体探析》：关于免费译员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译员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先后有36名中国译者担任“笔受”工作.作为最早系统接触并译介西书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大多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士人,教育背景新旧相间.他们不仅积极译书,而且致力于译书规则和专业名词的创设等工作.“笔受”译者的科学素质、坚定的译书信念及忘我的工作保证了译书事业的顺利开展,为推动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及近代化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演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笔受,西译中述,群体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2-0046-08
在晚清翻译 中,由于大部分传教士中文水平不高,而中国译员则几无通晓西语者,“西译中述”译书模式遂大行其道.其中,作为“笔受”的中国译员作用不可小觑.如果没有他们的辅助,西学东渐不可能形成如火如荼的浪潮,西学亦不能顺利地被国人接受.事实上,史学界关于晚清翻译史的成果较多,而关于“西译中述”史及作为“笔受”的中国译员研究则所涉较少,其成员构成、译书事功亦语焉不详.①鉴于此,本文拟围绕晚清最大的官办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展开考察,钩稽爬梳相关史料,对馆内的“笔受”译员群体情况进行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忧世俊英”
——“笔受”译员群体的构成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讲,“西译中述”属于口译加笔述的互存式合译,是中国翻译史、西学东渐史上的一种重要翻译手段.所谓“西译中述”,即由中西译者合作,西人口授（亦称“口述”或“口译”）,中士笔受（亦称“笔录”或“润色”）.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创办,以“西译中述”模式译书,先后延聘中西译员63人.其中,中国译员54名,分别担任“口述”“笔受”和“独立译书”三种角色,以“笔受”译员最多,有36人,占中国译员总数的61%（如下页表1）.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笔受”译者在笔录工作外还从事其他工作,如钟天纬、王汝驭、郑昌棪等人曾分别担任“口述”“笔受”和“独立译书”三种角色,瞿昂来担任“同译”“笔受”两种角色,徐家宝、李岳衡等在和西士合译之后亦独立译书.同时,大多数“笔受”人员都参和了翻译馆所译西书的“校对”工作,其文学功底和专业素养为译著内容的可读性和质量提供了保障.
作为最早系统接触、翻译西书的近代知识分子,“笔受”译员在入馆方式、地域、出身等方面,既有共性,亦有差异.
(一)入馆时间及方式考察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历史上（自1868年建立至1912年停办）,通过对笔受译员入馆时间的考察,可分为三个时期（如下页表2）.
表2显示了翻译馆不同阶段译员数量的变化,数字的背后代表了晚清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及思想等方面的变化,值得深究.
建馆初期（1868～1869年）,馆内仅有“笔受”译员五人（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王德均和李善兰）,和所聘传教士“均在学馆楼上居住”.①1869年,翻译馆建制逐渐成熟,亟须补充新的生力军,华蘅芳遂邀请堂弟赵元益入馆译书,李凤苞、李岳蘅也于同年加入.这批“笔受”译员大多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属同时代最进步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以天算为绝学”,曾长期在墨海书馆和西士合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华蘅芳“乐观各种算学之书”,②入馆前曾“以点线面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制造机器三十余座”,③是一位具有实干精神的算学家、制造专家.徐寿“专精格致家言,为曾文正公所激赏”.④而且,徐寿、华蘅芳因“奇材异能”而被曾国藩“待以宾礼”；⑤李凤苞因精于测算而受丁日昌、曾国藩的赏识,奇其才,令其查勘江浙外海各岛沙线并入馆译书.他们的入馆,是制造局翻译馆“因制造而译书”宗旨的最佳诠释.
翻译馆快速发展期（1870～1890年）,“笔受”译员人数增加,部分“能译出西书全帙”⑥的广方言馆学生加入翻译馆.这一时期,除汪振声在馆18年并翻译16种西书外,大多数译员皆在馆较短,大多为一至两年,译作也仅为一至四种不等,且部分并未出版.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翻译馆步入正轨后,在人员晋升方面渐趋成熟,译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含金量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有所增大.但晋升制度的完善也使翻译馆一定程度上成为译员进入仕途的跳板.傅兰雅曾提到：“另有数君,译书之时,暂久不定,或因嫌译书为终于一事者,或因升官而辞职者.”⑦如黄宗宪在馆不足一年即随调欧洲,周郇在馆两年后为“学政黄体芳所赏识”并荐于朝廷.其二,这一时期,西学仍未受到士林阶层的认可,作为洋务新生事物的翻译馆也未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致使部分译员一遇合适机会即离馆他任.可见,“笔受”译员们虽有机会接触西学,但仍受传统价值观影响,在传统旧学和新学之间摇摆,存在强烈的现实纠结.
翻译馆后期（1891～1912年）,受甲午战争影响,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内出现研求西学热潮.这一时期入馆的笔受译员译作普遍较少,只有范锡庸的译作数量超过五种,其他皆以一至二种为多.而在譯员素质或译作质量方面,这批译员虽不乏王季烈、赵诒琛等优秀者,但已无法和留学生群体比拟,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二)文化背景考察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在籍贯来源、出身方面和教育背景都相对集中,特点突出.
籍贯来源方面,他们大多来自江浙地区,余则零星出现.江苏籍译员24人,占总人数的67%,浙江籍7人,湖南籍较少,有2人,山东、广东、安徽则仅有1人.上述数据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近代西学东渐中的地区差异,近代的江南地区崇尚实学、经世致用思想,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放弃举业,转而研究西学.
出身构成方面,“笔受”译员大多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士人,不属于正统士大夫的核心部分.
从下页表4可知,翻译馆“笔受”译员中,除情况不详的11人外,由科举正途出身的译员仅有8人（江衡、王季烈是在离馆后中进士）,人数最多的是科举时代的底层知识分子——诸生,尤以在校学生即附生为主.可见,“笔受”译员的出身较低,并不在传统士大夫的核心范围之内.其原因在于,翻译馆因对人才的渴求而广征畴人,重视专业素养而非出身,“近时咸推海宁李善兰、金匮华蘅芳、桐乡沈善蒸为优之三人者,惟绝意科名,始臻绝诣耳”.②而且,在 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士人仍处于对西学的漠视或抗拒阶段,学习西学或和西人交游往往被视为“汉奸”“媚洋”和“降夷”之举,而清廷尚未对笔受译员的晋升提供保障,科举士子们大多不愿或不屑入馆和洋人共事.此外,受传统价值观影响,科举道路仍然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唯一正途.部分“笔受”译员在西学和科举之间彷徨,最终走上科举之途.如江衡、王季烈二人离馆后仍积极参加科举以博取功名,终获“赐进士出身”,③朝考入选.④应祖锡则在译书期间,考取“光绪戊子科”举人.⑤可见洋务知识分子虽受西学影响较大,但仍未跳出科举制度的窠臼.
译员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近*受译员群体探析为关于译员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译员素质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