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核心消费决定论》：这篇决定论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交叉运用决策科学结构递进和计量经济学多元交叉变量建模方法发现,中国内需市场结构由于家庭核心消费范畴的形成而出现四种扭曲.核心消费范畴的形成对GDP增长的合理性、对日常/边际消费的价格、对家庭收入—支出的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四种扭曲和三大决定关系表明,正是核心消费导致中国消费内需不足.在实证研究和机理分析基础上所产生的数理模型构成了一种中国消费内需不足的“核心消费决定论”.
关键词：内需不足；经济增长；核心消费；日常消费；边际消费；合理内需市场；消费结构；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27-11
一、引言
中国经济30多年的持续增长令世界瞩目,但长期以来,内需不足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痼疾.尽管刺激需求手段不断使用,效果却微乎其微.大量相关研究限于西方传统需求理论（C+I+G+NX）框架,而中国的内需不足却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其经济发展模式中具有自身特色的结构性问题.毕竟,给定其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家庭收入上升、消费品琳琅满目、方式堪比欧美、平均失业率较低等条件,对依然存在的内需不足这个“经济怪象”,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还是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无论是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无论是霍尔随机假说还是贝里罗、扎德斯预防性储蓄假说,无一能够准确、全面加以解释.
首先,从发展模式看,中国诸多领域的商业化、私有化、市场化、利润化已成为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典型特征（龙斧、王今朝,2011）,不仅原有国有企业、行业、产业私有化了,而且原本属于社会事业领域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也全部或部分私有化、市场化了.①这种趋势所产生的GDP效应是否反过来阻碍了中国自身合理内需市场的形成,是否阻碍了经济的有机、稳定、持续发展,而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仅仅是其表象之一,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从宏观调控看,中国自1998年后多次提出“扩大内需”并以投资追加、消费信贷、货币宽松、财政政策等为主要手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危机爆发后,中国外需急剧下降,政府更是提出投资四万亿元人民币以拉动内需的举措.“以投资拉动内需”是西方刺激需求的一个典型经济政策,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了效应,为什么在中国却同源异流呢?这样看来,一味地投资追加是否就能够解决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再次,从决策科学看,“扩大内需”目的定位的科学性、针对性是决定其成功和否的关键.中国内需不足一直存在,和外需下降并无因果关系,而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只不过使这个自身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而已.如果“扩大内需”仅是弥补外需下降的权宜之计,那这个定位可谓治标不治本.毕竟,中国“以投资拉动内需”的结果已经反复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中国的这个“内需不足”“消费疲软”是否恰恰和这个“投资过热”具有内在关系呢?如果是,通过继续投资来解决内需不足就无异于抱薪救火.因此,要使“扩大内需”产生宏观战略效应,它必须针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内需不足”的结构性问题,而要具有这种针对性又必须首先准确锁定最根本的结构性影响因素.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表明,无论是中国内需问题的理论解释还是对其GDP增长和“内需不足”长期并存这一实践现象的分析,无论是“投资拉动内需”政策的决策科学性还是其刺激消费的手段效应性检验,都不是照搬西方理论所能解释的,都必须首先结合中国发展模式具体实际和特性对“内需不足”的根本性原因加以科学的分析和锁定.因此,本文从中国自身发展问题出发,分析中国内需市场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原因,从而揭示这两个结构合理性问题构成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并论证简单使用“以投资拉动内需”的战略手段对中国合理内需市场的建立只能是南辕北辙.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思考
（一）收入分配对内需不足的影响
不少研究指出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原因,提出扩需在于通过税改、健全社保、低薪补助等提高家庭收入（丁任重、张素芳,2010；金三林,2009；娄峰、李雪松,2009）.这些研究未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家庭绝对收入增加而消费没有相应增加.毕竟,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中国一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而这一问题本身不能否定在GDP持续高速增长条件下消费率本来应该以同样甚至更快速度上升这个效应.比如,美国的一次分配也存在公平问题,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62.9%上升到2012年的70.9%（尽管GDP增长远远慢于中国）,这和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例从1980年的50.8%下降到2012年的36.0%形成鲜明对比.②
林毅夫、袁志刚等认为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林毅夫,2012；袁志刚、朱国林,2002）,因而提出通过保就业、收入再分配政策作为增加总消费的政策思路.但首先,中国就业率一直较高,而且在已有的就业和消费变量关系下增加就业同时也会增加产出,因而依然会产生消费内需不足.这样看来,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指就业者的消费不足,和保增长促就业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学概念.显然,这样简单运用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中国“内需不足”.其次,在中国一次分配平等性、公平性和正义性问题③和高于西方的市场价格（如房价等）交叉作用下,收入再分配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真正抵消这个交叉作用从而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呢?再次,收入再分配政策如果集中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也能够促进总消费,但中国的基础建设内需（消费）一直在上升,内需不足是指家庭部门的消费不足,所以总消费上升也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从方法论角度看,收入差距和内需不足有关联性,前者的缩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后者.但前者是否就是中国内需不足的最根本原因值得思考.不少分析带有对消费者行为的一般经济学“感觉”,即认为缩小或缓解贫富差别可以刺激消费.这种西方消费收入决定基础上建立的“因果”关系通常导致在中国问题根源分析上的错位,从而使内需不足问题的解决成为一种缓解性、改善性的权宜之计.首先,既然是市场决定,为什么不能根据这个收入差距来确定价格呢?是否所有存在收入差距的经济体制都必然产生内需不足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市场价格弹性机制丧失的呢?是收入差距本身吗?为什么西方的收入差距却没有这种“市场机制扼杀”的作用呢?其次,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看,当市场关系都处于均衡状态下,如有一个稳定、合理的消费结构,那么额外的税改、利率降低、工资提高、社保改善可以刺激消费.但在价格机制、收入和消费关系结构性扭曲作用下,这些手段所带来的有限收入增加又能产生多大的消费刺激效应呢?再次,如果某些消费（如本文所分析的核心消费领域）具有生活必要、必须、必然性质又同时出现上述结构性扭曲,那么这个税改、健全社保、低薪补助等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内需不足得到根本性解决呢?而实践证明,只要这个程度达不到,只要结构性扭曲存在,税改、社保、低薪补助所带来的有限收入增加会导致更多储蓄,而这个更多储蓄又会通过利率和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如为保证GDP增长率的投资）而更加恶化,扭曲将更加严重,内需将更加不足,消费将更加减少,从而形成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痼疾性恶性循环.最后,根据马歇尔价格—收入关系理论,“必要、必须、必然”消费价格变动对不同收入阶层具有不同效应、影响（即在他们收入中所占的基数比例不同）,而这些效应、影响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收入差距本身不仅不是一般市场条件下内需不足的最根本影响因素,而且是这种“必要、必须、必然”消费及其“畸形”价格作用的结果.有学者认为财富对于不同种类的消费具有不同的效应（张迎春,2013）,但中国原有社会保障公益事业领域的私有化、商业化、利润化就不改变经济利益关系并因此影响内需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政府功能定位、行为特征”不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利益关系出现的不平等、不公平和非正义,内需不足能够得到解决吗?
决定论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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