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遵义会议和领导地位的确立》：这是一篇与遵义会议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红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另外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他人员.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这些会议成员进行态度分析,虽然三类具有不同革命履历和背景的人在思想认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与会人员都具有高度的政治大局观,最后在的正确路线上达成了共识,并确立了在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关键词];遵义会议;结构分析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1-0081-09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政治局委员、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另外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纵队秘书长、翻译伍修权.这次会议确立了在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遵义会议的人员构成进行结构分析,可以从一个新的观察视野对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作一探讨,同时,对遵义会议的进程作新的解读,使得对遵义会议的与会各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及其相互作用过程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从苏俄归来的与会代表的思想动态分析从参加会议的19人（伍修权是翻译,属于会议工作人员,故不纳入分析范围）中可以看出,会议成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苏区的同志,其成员有、朱德、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二是来自白区的同志,其成员有周恩来、陈云、邓发、刘少奇、李富春;三是从苏俄回来的同志,其成员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李卓然、李德.
1925年,苏俄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和培养干部,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全国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党员有很多,据资料统计,大约有240多人.王明、博古、张闻天、杨尚昆、李卓然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矛盾交织,既有国、共之间又有国、共内部不同派系学生的彼此争斗,还有苏俄教师内部不同路线的争论.大的斗争主要有“学院派”和“战斗派”、教务处和支部局、反对国民党及“江浙同乡会”的斗争.在这一连串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岳）、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第1期伍小涛：遵义会议与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回国都被委以重任.盛岳这样回忆道：“其中一人,夏曦,在回国前即是委员,有十人,即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何克全、沈泽民、李竹声、盛忠亮、王稼祥、王云程和杨尚昆,在回国后一度当选为委员或候补委员,其中三人即陈绍禹、秦邦宪和张闻天当上了总书记.有两人连任上海局书记,秦邦宪和王云程.其余的人成了省一级的党组织领导人或者方面军的政治委员.”[1]P223
共产国际和米夫之所以大力支持“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用其中一个当事人的话说是因为“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的办法,来对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换句话说,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国人置于俄国人的绝对控制之下.”[1]P240总的看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一大”后,中国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和纪律规定,共产国际“发布对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都具有拘束力的指示”[2]P149,但并不是事事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做.从某一程度上讲,在总的方针和政策上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具体事务上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陈独秀这样,瞿秋白这样,李立三也是这样.李立三总体认同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即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已进一步地瓦解,它必然会引起一个新的冲突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的时期,也就是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3]P227.但在具体工作中比共产国际的路线还要“左”.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通过的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就是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方案.20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致函表示反对.以李立三为首的政治局继续坚持,并指责罗伯特一贯的右倾路线,甚至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发信,要求批准武汉、南京和上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请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给中国革命以援助.这样的举动就有可能导致把苏联拖入战争的危险.因此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维护其远东的利益,需要在中国党内寻找一个忠实的*人.“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1]P243王明就是这个标准的最佳执行者.据罗章龙回忆,王明曾对他这样说道：“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等我们要把它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4]
由于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严格执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苏俄革命的精神,因此,在党史上把这些人称为“左”倾教条主义者.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博古在军事上事事都听李德的,其动因并不如有人所说：“博古同志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外国人.”[5]P79这样的选择,有他自己的考量.通过李德（李德背后是共产国际）,博古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在党内的领导权威.正如李德自己所说：“博古以及以后的周恩来,总是习惯地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同我讨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这种情况看来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两人专门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6]P42
遵义会议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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