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叔同和蔡元培的驱僧交锋》：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李叔同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1901年9月13日,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以总分75、第12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特科.蔡元培担任该班中文总教习.这一班的学生年龄较大,有的已成家立业,还有的之前就是秀才,但个个都是精英.
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10多人,被公认为蔡元培的高足.第一堂中文课,蔡元培就开诚布公地对台下端坐的学生们说：“特班生可学的门类很多,有政治、法律、外文、财政、教育、哲学、文化、*,等等,一共20多门.你们可以自定一门,或二门,或三门.等大家选定后,我再给你们每人开具主要书目和次要书目,依照次第,向学校图书馆借书,或者自购阅读.”
蔡元培又说,老师讲解辅导只是一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主要靠你们自己去认真阅读领会.他的方法是,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出一篇阅读札记,交上来由他批阅.
当时蔡元培针对庚子事件、《辛丑条约》,让学生们就此写文论证,李叔同论文题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
等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唯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李叔同立论明确,强调了弱国的生存唯有自强自立之一途.在他看来,所谓公法,只对强国有利,他们享受既得利益后,依然欺负弱国、小国.那些弱小国家,要保持头脑清醒：强国对你好,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要想不被人欺负,必须强大自己,才有与大国坐下来谈判的资格.蔡元培对此文的评语是“前半极透彻”.
除了审读批改读书札记、命题作文,蔡元培每天晚上还召集两三个学生到他住所谈话,或是发问,或是和大家分享读书心得、时事感想.这种面对面的教授方式,对李叔同影响极大.后来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执教期间,也曾效仿蔡师,在住所召集刘质平、丰子恺等同学座谈.
在南洋公学期间,李叔同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在蔡元培的指导下,李叔同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于1903年出版.其中《国际私法》译著被列为《译书绘编》杂志编辑出版的“政法丛书”第六编.《译书绘编》影响很大,专门编译欧美法政名著,启迪青年思想进步.李叔同的译著能被收入,说明翻译功力非凡,更说明这部译著的思想意义重大.
进入南洋公学时,李叔同22岁,还未考取任何功名.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这种境遇是不满意的,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是想走这条通仕之路.每个机会来之不易,必然会紧紧抓住.
1902年9月,李叔同以捐生资格,参加了浙江省乡试.这一次他又名落孙山.当时评卷的潜规则是,考生答题须中规中矩,试卷上不得涉及新学思想,不得出现新学语句,否则视为违规,取消考试资格.
这种局面源自康梁的维新变法后遗症.变法后清朝政府在舆论上的封杀,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科举考试则被视为第一阵地.李叔同无法忍受这种“歧视”,考完第二场后,就罢场而去,仍回南洋公学读书.返校不久,学校就爆发了“墨水瓶事件”,引发了一次震惊国内的学潮,李叔同因此中断学业.
“墨水瓶事件”的焦点为守旧派的老师压制学生的新思想.中学部第五班教员郭镇瀛,常在课堂上鼓吹封建帝制的圣祖武功,禁止学生阅读《新民晚报》等进步报刊,学生非常反感,师生关系很紧张.1902年11月,有学生误将墨水瓶放在郭镇瀛座位上,郭大怒,指责学生伍正均故意侮辱他.学生不服,据理力争,郭恼羞成怒,要求校方严惩学生.校长汪凤藻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惩罚学生.最后发展为全年级为请,斥全年级；全校为请,斥全校.
有道德良知的中文教习员蔡元培愤怒了,他和其他教员一起,于1902年11月16日率领各自的学生在操场上集合,带领众人走出南洋公学,酿成中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退学风潮.
在这场学潮中,李叔同放弃了学业,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国文老师.执教期间,上海有家英国人开办的格致书院,院长叫傅兰雅.他在《申报》上开设专栏,名为“格致书院课案”,每月初一公布课题,内容分为策论和算学两种,征求答案.李叔同多次参与,在1903年的12次征答中,共获奖8次,最好的一次中了头彩.这些策论多为与中国社会相关的时政评论.由此可见,李叔同一直站在社会前沿,密切关注时政的风云变幻.
南洋公学散学后,李叔同与蔡元培20多年没有来往.直到1926年,这对师生因为“驱僧”事件,再次接触,进行过一次思想上的交锋.
事情起因大致如此：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光复杭州,浙江临时政府政治会议成立,暂行全省职权.当时浙江省代主席是蔡元培.蔡元培在杭州青年会发表演讲,国民政府成立,一切宗教均在摧陷廓清之列.蔡元培说,庙产本为集体所有,不应该被僧人独占,这违背佛教本身的公益.独自占有,又有什么根据呢?佛法传入中国几千年,不过出了玄奘、道安、寒山、拾得、太虚几位有道高僧而已,盖那么多庙做什么?由此提出整顿僧众的主张：一是提倡佛化教育,以讲明佛法真义,使僧众务必提高佛法的入世精神；二是将少数寺庙改为工场,让僧人一边修佛一边当工人.
蔡元培的话是有分量的,立即得到新贵激进派响应.激进派驱逐僧侣,收回寺院,还勒令僧尼结婚.世人闻之震惊,持不同意见者居多,但慑于蔡的社会地位（既是高官又是名流）,不敢出面质询.
弘一法师（1918年,李叔同入杭州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号弘一）目睹中国佛教这一劫难,挺身而出,给激进派写了一封信,委托堵申甫（注：弘一法师浙一师同事,教书法） 代约到吴山常寂寺会谈.他想告诉大家：世界上不耕而食的人太多了,难道只有僧人?假使这些人不出家,他们就不吃不穿了吗?就能保证他们的衣食一定出自他们自己耕织吗?何况在俗的人,一身之外,还有妻子、儿女、仆人,所花费的数倍于僧人.难道他们能像僧人那样一瓢一钵,四海为家吗?那些头戴貂狐皮帽,身穿锦绣龙纹,口吃山珍海味的人,是不是不劳而获呢?这些人是僧人,还是俗人?那些俗家人,为了爱妾的打扮,不惜花费大量珍珠美玉,为了到歌舞游戏场寻欢作乐,动不动就使用玉带金冠,甚至沉迷于,通宵达旦都不休息.或者结交一些狐朋狗友,大吃大喝.这种游手好闲之徒,车载斗量也计算不清.难道这些丑恶卑鄙之人,就应该锦衣玉食吗?而那些明心见性之人,反而不允许他们粗茶淡饭吗?有这种想法的人,足见他们党同伐异,气量太小.
激进派众人静默反思,猛然意识到灭佛驱僧有悖天理.此事很快平息.
3月17日,弘一法师以学生名义,给南洋公学“旧师”蔡元培写信,对其在青年会上演讲之论,提出见解.弘一法师说,现在出家的僧人确实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但诸位对出家人存在偏见却是事实.为了配合整顿僧众的举措,建议浙江临时政治会议有必要多增设两個席位,邀请两名僧人担任委员,专门负责此事.
弘一法师推荐英年有为、胆识过人的弘伞和太虚二位大师.又根据浙江僧众现状,做出如下建议：对服务社会的僧人提倡（此为新派）,对山林办道派僧人尽力保护（此为旧派,但不可废）,对应付念经拜佛的僧人严加取缔,对出家人受戒严加限制.对于既不能服务社会,又不能办道山林的僧众,要想出妥帖的办法.
蔡元培见信之后,自然会综合考虑李叔同与他的师生情谊、李叔同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信发出后不久,灭佛之议戛然而止.
李叔同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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