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诗言志变:抒情的发明》：关于免费言志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言志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范畴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命题研究相对处于弱势.但是作为对文学进行整体评判和规约的文论命题,对于把握古代文论的整体特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诗言志”这一中国古代文论“开山的纲领”的研究方面,朱自清以扎实的考据功夫,在《诗言志辨》中还原了其“志”“道”合一、“都关政教”的历史语境；身处海外的王文生,同样以扎实的文献梳理为基础,在《诗言志释》中却还原了“诗言志”作为中国抒情传统重要源头的诗学内涵.二者同途而殊归,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语境对于同一命题的不同发覆,也反映了海外学人在建构中国抒情传统过程中的为抒情而抒情、整一性的“东方想象”等问题.
关键词：“诗言志”；朱自清；王文生；抒情传统；东方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4-0054-07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范畴研究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源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一批奠基人的身先士卒,如郭绍虞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小说月报》1928年十九卷第一期）、《神韵与格调》（《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二期）,朱东润撰写的《古文四象论述评》（收入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印行之《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源自于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而出现的对于范畴研究的大力倡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不仅有以蒋述卓的《说“飞动”》和《说“文气”》等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文论范畴进行挖掘、阐发的论文,还出现了以袁济喜的《“和”》和赵沛霖的《兴的源起》为代表的专门探讨某一文论范畴的专著.
与文论范畴研究的如火如荼相比,对古代文论话语表述另一种组成形式——命题的研究,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言志”和“诗缘情而绮靡”等,则显得相当寥落.在这种情势下,一些专门探讨文论命题的文章和著作就显得尤为意义宝贵,并能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启发,比如朱自清出版于1947年的《诗言志辨》和王文生出版于2012年的《诗言志释》.前者是第一部针对“诗言志”这一中国文学批评的基础性命题进行梳理的专著,后者则是在海外汉学建构的中国抒情传统的谱系中对该命题的全新解读.透过这两个文本,我们可以梳理出“诗言志”的内涵从政治教化到思想感情直至纯抒情的发展过程,并可以窥视出不同语境下的学者建构中国文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以及所谓抒情传统对中国文论的发覆之功与遮蔽之过.
一、“志”“道”合一：《诗言志辨》的发生与接受
1947年,朱自清的《诗言志辨》由开明书店印行.虽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批评史的清理和研究早在1927年就由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日人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1925年即问世,但1928年才由孙俍工选译到国内）发其先声,但《诗言志辨》仍称得上古代文论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
《诗言志辨》的出现,与当时学术发展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新文化运动为国内学界带来了体系化的西方学术体系,将这种结构化、逻辑性的学科意识引介到传统学术研究活动中,便成为中国现代学界的工作重点.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原本在文化体系中叨陪末座的诗文评被重新梳理,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学科的雏形,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史性质的书籍开始涌现.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破旧立新,传统文学研究的这种复兴之态当然是有着深厚国学根基和学养的朱自清所乐见其成的——他为郭绍虞等人的批评史专著所撰写的专评就足以为证.但是,正如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所言：“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以认真地仔细地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①他一方面肯定了诸多学人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对批评概念、范畴确切内涵的清理工作寄予厚望.这种看法,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或许也是对于早先由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关于“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可参阅刘绍瑾教授发表于《学术研究》2001年第8期的《“整理国故”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兴盛》一文）和由顾颉刚等人领衔的“古史辨”运动的回应,以整理和考辨的态度介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清理.但从更切近的原因看,应该是对于当时部分学人运用古代文论术语不谨慎或者全随己意、颇多望文生义的现象的批评——更切实的,应该是针对周作人所发表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作“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并于当年9月汇编成书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史视为“诗言志—言志派”和“文以载道—载道派”两种潮流的更替起伏.②对于“言志”和“载道”的内涵,周作人其实并未作切实的阐发,但是在论述清代各种文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差异时,他将内容分为志（情感）和道（思想）,俨然将“志”等同于“情感”.③
“志情合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对于“志”的内涵的一种解释,标举者不在少数,攻讦者亦大有人在.周作人在复杂的学术史中选取了主情派的观点来为自己“人的文学”的理论背书,固然有其主观的理论目的,但是这种理论的择选并未建立在扎实的学术史梳理工作之上,在朱自清看来,应该是有些粗暴和随意的.因此,为了批驳周作人对“诗言志”的误解,朱自清用大量原始文献为材料,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四方面分析了“志”在其原初语境中的意思.朱自清从诗歌在古代的“献”、“赋”、“教”、“作”四种存在状态入手,认为古代诗歌的诞生都是带着强烈的政教目的的：从创作者的创作目的来说,“这些诗的作意不外乎讽与颂,诗文里说得明白”,并且是“讽比颂多”；从听诗者的角度来说,由于诗歌的接受者大多是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而他们搜集诗歌的目的主要是“观志”和“观民风”,所以即便是对《诗经·伐木》这样“缘情”的宴飨诗,也不会作情感的理解,而是将其作为了解民风民情的一种途径.在论及“骚人”出现之后创作的“言一己穷通”的诗歌的时候,朱自清认为这批作者多是士大夫之流,所以他们的穷通出处也都与政治抱负和政教理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原不相同,究其实“都关政教”.④
言志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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