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回归失落传统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解读（I）》：这篇虚拟经济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政治经济学曾经是经济学科的核心,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强调国家的富强和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然而,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学科逐渐分裂为强调归纳和历史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和推崇纯演绎和数学分析的纯经济学范式.前者延续了早期经济学科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强调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并进而对制度尤其是文化因素进行了新的考察；而后者则抛弃了早期经济学科的政治经济学,在过分强调模型分析和数学方法的趋势下,逐渐演变成为一门专注于模型分析的纯粹经济学,在越来越脱离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越来越和现实脱节.本文把政治经济学和当今一些中国学者提出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相联系,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对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进行解读.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缺失的今天,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回归；其不仅坚持了传统的政治和文化视角,而且通过“制文化权”等理论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制文化权
Reviving the Lost Tradition: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I）
Abstract:Political economy used to be the core of the early economics discipline, which emphasizes the political/economic benefit of the na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 of the economy. However, since the 19th century, economics discipline broke up into two schools—the neoclassical orthodoxy which adopted pure deductive and mathematical/econometric methods and th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school which prefer induct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es. During the long-term debates, th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school insisted that the national state must be placed on the first position, and also brought culture into political economy as an influential factor. The paper views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inks that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s not only inherit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pproache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but also made new development by proposing the new term “culture-making power”.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culture-making power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古典范式的深度发酵,政治经济学已经日益不为人们所关注,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纯粹演绎方法尤其是数理和计量方法为基础的经济学体系.尽管这种纯粹经济学体系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也更易于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和传播；但演绎思维和数学方法的过度使用使得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脱离了关注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传统视角,而专注于用数学关系来代替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从而很容易遗漏一些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更多地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在对很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分析和预测上,经济学正在日益失去公众的信任.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数理化,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和现实脱节的今天,新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和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已变得十分重要.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体系,从二元价值容介态概念出发,指出人类社会并不是静态均衡的,而是在物质形态中不断容纳进新的信息介质后,整个社会状态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要对社会经济体进行研究,就要从发展的过程中整体地理解和把握经济问题,回归到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上来.尤其在今天这个商品形式大爆炸、虚拟价值不断涌现的时代中,我们越是想机械地使用所谓纯粹经济学来看待和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在理论上就越是有捉襟见肘之感,不让所谓的纯粹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不把“政治”一词重新找回到经济学来,就难以真正建立有效的视角来指导我们的经济研究①.
本文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及其演变的历史进程作一个总体的回顾,以此为背景,探讨广义虚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向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回归,以及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思想所做出的新发展.
二、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及其基本思想方法：兼和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比较
在我国,由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常常被人们认为就是专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②.然而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要更早的多,其所涵盖的内容和流派也更为复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当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最早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是西欧的重商主义学派.当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刚刚完成从封建社会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在经济上则正忙于海上贸易霸权的争夺.因此,重商主义者基本都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认为商业是财富之源,应当通过政府的力量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保护本国工商业,扩大出口以增加国民财富.1615年,在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这一名称.在这本书中,蒙克莱田明确反对外国人在法国从事经济活动和勘探法国的各种资源,同时建议政府保护和扩大本国商人的对外贸易,增强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蒙克莱田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后来被其他重商主义学者所采用,他们又提出了诸如发展航运事业、拓展殖民贸易和增加公共工程等很多新的政策建议.但总的来看,重商主义者都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强调的都是通过政府的调控职能,使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手段来夺取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霸权；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而并不专注于提出某个抽象的理论.
在重商主义学者所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在17~18世纪创建了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威廉·配第曾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从《赋税论》和《政治算术》这两本名著来看,他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和重商主义者如出一辙,仍然是为英国政府献策,怎样征收租税而不至于引起人民的反抗,怎样才能打败法国和荷兰这两个竞争对手,夺取政治和经济霸权.在研究方法上,配第也同样是着眼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纯理论,他比重商主义者更加注重对于各国具体国情的把握.《政治算术》正体现了配第和重商主义者在这两方面的共同特点：“政治”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政府调控经济的视角,而“算术”所指的就是对各国具体资源、产业状况的定量统计和把握,正是后者开创了社会经济统计这个学科.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国富（Wealth of Nation）”而不仅仅是资本家的私人财富.在该书中,他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或生活资料,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为他们自己提供丰富的收入和生活资料；第二,为国家供应足够维护公共服务的收入”.
尽管很多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斯密打扮成一个强调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经济政策的大师,但事实上,对于民族国家利益和政府调控经济职能的关注是斯密从来都未曾放弃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早就指出,斯密之所以提倡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工业技术上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他“世界主义的表述和论证之下,为的是劝导外国不要效仿英国的政策等当一个人到达强大顶峰的时候,他就一脚把用过的梯子踢开,以免他人借助同样的手段跟着他爬上来”③.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尼科尔森也发现,亚当·斯密并不是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恰恰相反,斯密是一位爱国主义乃至帝国主义者.他曾经提出“防卫比富裕更重要”,允许保护幼稚产业,甚至还曾经建议建立一个联盟的强大帝国,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帝国税制,对外采取统一关税壁垒④.
在研究方法上,《国富论》也十分注重理论和现实的结合,并奠定了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论基石.书中的第一和第二编（占全书总篇幅的39%）采取了演绎为主的方法,但同时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案例来使理论能够言之有据；而第三、四、五篇（合计占总篇幅的61%）以及他的另一本《道德情操论》则完全使用了历史实证的分析方法⑤,从现实经济状况出发,着眼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正如熊彼特所评论的,“理论探讨和其事实材料以及事实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一般发展趋势结合得很紧密等至今还没有人像斯密那样成功地把两者——外加一点政治社会学——结合在一起.”⑥
总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这一学科在思想方法上的两大特点,即：（1）认为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割裂的,彼此互为手段、互相服务,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增进国富,维护和拓展民族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利益；（2）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注重面向现实而不是纯理论,首先对本国和外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建议.
而这两大特点,也正是今天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所特别强调和坚持的.
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二元容介态理论出发,进行了新的阐释.林左鸣（2009）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和经济二元容介态的科学描述,“政治等是每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信息态的表现,而经济活动等则是物质态活动的一种集中表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和进化（容介态）,其实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使命”.由政府设定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作为信息基础来融入经济的物质态当中,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制度,使政治和经济能有效地进入容介态,实现协调发展⑦.
早期政治经济学面向现实的研究视角也正可以看作是广义虚拟经济学派学者的座右铭.从《再造魂魄》和《看不见的心》开始,广虚学者就一直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和对策；此后,他们又根据中国所面临的现实经济形势,提出了“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虚拟经济定位”和“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等一系列中肯务实的观点⑧.近年来,广义虚拟经济学者们在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一直对文化产业、三农问题、旅游产业、金融、房地产、能源、物流、电子商务、传媒业等诸多现实经济问题保持密切的关注,提出了大量新的见解和政策建议；尤其是“制文化权”思想正是广义虚拟经济学派针对现实国际形势,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而提出的重要战略和对策.
三、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
尽管政治经济学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此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却逐渐走向了分裂.
1805年,英国东印度学院聘请马尔萨斯担任历史、政治、商业和金融学教授,简称为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尔萨斯也就成为了第一个正式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继续坚持由斯密奠定的归纳和演绎并行、面向现实经济问题的思想方法.凯恩斯曾对此做过一段非常准确的描述：“（马尔萨斯首先）沉浸在经济史和当代世界的事实材料中,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使自己的头脑填满大量的经验材料.最后,他又回到先天的思想,但这一次是回到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纯理论.他最先寻求把形式思维方法应用于事件所呈现的材料,以便通过直觉选择和形式原则的结合来*这些事件,从而解释问题并提出补救的办法.”⑨
然而,和马尔萨斯同时代的李嘉图则开创了另一套和之完全不同的、纯粹依赖抽象演绎的方法体系.尽管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政治经济学”为题,但李嘉图并没有真正从政治视角来考察赋税问题,甚至连对现实的关注都很有限.在该书中,李嘉图首先论证了他自己提出的一般理论原理作为前提,然后再运用这些原理对各种赋税和相关学术争论进行分析,从而推导出结论.这种模型分析方法“抽取一个问题的简明的基本要素,删掉不相干的细节,然后研究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它的优点在于逻辑上的简单明了和极具说服力,然而它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即模型所遗漏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可能是重要的,因而从模型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不符合于实际情况”⑩.
当时,继承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理查德·琼斯就对李嘉图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政治经济学必须使所谓普遍适用的准则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等只有通过反复观察各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才可能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而李嘉图学说则完全是抽象的推理和“妄想的假设”,并不具有真实性,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种沉闷的纯理论体系,“一种对整个学科的厌恶情绪已经在潜入一部分公众的思想,人们已经不信任政治经济学”.此后,包括约翰·穆勒在内的一些学者也试图对李嘉图模型分析法的不足进行弥补,以克利夫·莱斯利和约翰·英格拉姆为代表的另一些经济学者更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但是,李嘉图式方法不仅具有极强的逻辑说服力,而且相对于历史实证的方法更加易于讲授、传播和掌握；这正适应了近代以来大学讲堂的教育方式.更为关键的是,模型分析方法还在实际上向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者提供了一种诱人的承诺——这种以纯粹演绎为工具的理论体系是无所不包、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因此,在李嘉图以后,纯粹演绎研究方法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影响力得到了不断的扩大.
1879年,在为《政治经济学理论》撰写的序言中,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提出,“Political 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等我觉得最好的名称是Economics,这个名称既和旧名称比较更近似,又在形式上和Mathematics、Ethics、Aesthetics及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而对于这门新的“经济学（Economics）”,杰文斯认为,它应该成为一门数学的科学,应更多地使用微积分方法和演绎原理来进行研究.此后,随着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一经典教材的流行,“经济学（Economics）”这个新名称被广泛接受,并在英语体系中逐渐取代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进一步将经济学定义成了一门研究各种目的和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抽象科学；政治的视角和对于历史和具体现实情况的关注被完全剥离了.而和此同时,那些坚持政治经济学传统思想方法的学者们,则在牛津、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等主要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竞争中纷纷落败,逐渐被排斥到了经济学科的边缘地位 .
到了1940年代以后,作为演绎法的深化,数理和计量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日益扩大,以英国约翰·希克斯和美国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掀起了一场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形式主义革命（Formalist Revolution） ,在将经济学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同时,也最终确立了新古典范式在经济学科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今天的纯粹经济学体系.
四、回归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学派到广义虚拟经济理论
针对英国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以李斯特、威廉·罗雪尔和后来的施穆勒、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很多德国学者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并形成了历史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National-?konomie）”体系来和之抗衡.
历史学派的学者们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国家立场,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是研究某个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学,而没有所谓世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和财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所在.他们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等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所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等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等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15.
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着明确的阶段性特征,而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又各不相同,因此,各国政府应当根据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采取符合本民族利益的经济政策；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通过真实社会的历史资料来建立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用逻辑或数学的方式进行因果解释.
这种历史阶段论的思路显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以外,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论进行了新的阐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广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来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等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在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16
除了历史视角以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历史学派的学者还对文化等制度因素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要真正实现“国富”,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仅仅研究货殖学或致富术是不够的,更要把经济置于相关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制度框架中进行考察,将政治经济学和法制、政治以及文化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17.尤其是历史学派后期的一些学者,纷纷对文化因素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例如,韦伯的《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和道教》就把宗教文化现象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这一重要政治经济学问题中进行考察；另一位历史学派的维尔纳·桑巴特,也写作了包括《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和《奢侈和资本主义》等多部论述文化和政治经济学问题关系的书籍,无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这种研究思路都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启示.
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方法还直接影响了美国（老）制度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如后文将探讨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索尔斯坦·凡勃伦就特别关注制度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和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没有采用制度的视角,但也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框架把文化因素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探讨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固然有着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核——二元价值容介态,但从思想方法上来看,广虚理论是和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脉络基本一致的.
针对当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纯粹演绎范式,广义虚拟经济学者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评,认为单纯使用数学方法进行均衡研究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学,用这样的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在理论上,“要么就会挂一漏万,将大量等重要因素弃之不顾,最后得出一个研究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结论；要么就会瞎子摸象,自说自话,最后给出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描述”；在政策上则“会极大地损失掉社会制度和政策应有的含金量”19.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这要求我们的经济研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经济二元容介态的轨道上来.
对于政治视角的强调同时也就必然意味着对于国家利益的关注.尽管二元容介态思想并没有国别的限制,但和历史学派一样,一旦涉及价值判断时,中国广义虚拟经济学者所采取的标准必然也只会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以往广虚学者所做的研究来看,基本也都是立足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和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都强调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动态性,并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和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论略有不同的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更加重视政治领域中的历史因素,认为“政治是人们社会心理的聚集,是每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信息态的表现”20,更多是通过信息态而把历史阶段论的视角引入到作为物质态的经济中,进而探讨信息大爆炸所塑造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特性问题.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应当是彼此理论内核的不同,历史学派的经济历史阶段论源自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而广虚理论的政治（信息态）历史阶段论则源自于二元容介态的理论内核,但结果是殊途同归的,都认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使命在于揭示出政治和经济的动态融合和演化过程.
最后,和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广义虚拟经济学派也高度重视制度尤其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对于一国乃至国内某一个区域的经济来说,等人们的观念和文化更为决定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趋势”21.不仅如此,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还把文化因素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上层建筑,还有着经济基础的性质,并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做出了新的发展.
五、制文化权：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早在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那里,文化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配第在该书中探讨了作为文化因素的宗教信仰问题,建议英国政府通过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来吸引非天主教人士进入英国,以发展工商业和航运业,增强英国的国际竞争力22.显然,在他的眼中,宗教文化是可以被用作为英国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
到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时期,作为制度的文化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正式范畴.除了前述韦伯和桑巴特对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社会起源关系的研究以外,卡尔·波拉尼也对文化和经济的关系进行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在16世纪以前,市场只是作为附属物而嵌入在人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但在17世纪以后,欧洲社会出现了“大转型”,经济生活逐渐凌驾于其他社会生活之上,并作为社会的引擎拉动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力量来为经济服务23.于是,在大转型之后的现代社会中,文化和经济也就形成了新型的更紧密的关系——文化为经济服务,因而在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很多文化现象的背后,往往正隐藏着一些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利益.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讨论了文化背后的经济力量问题.他认为炫耀性奢侈消费其实是因为人们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并通过这种歧视性对比的方式来保护或提高自己的尊严.而且,“每个阶层的成员都把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其礼仪的楷模,并竭尽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标准”24.于是,商家就会利用这种心理进行广告宣传,从而不断地将奢侈消费行为向下传递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风尚.从近百年的经济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越是遭受全球性经济危机而陷入萧条的时期,商家们越是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消费文化,而文化产业也就越是会显得格外繁荣.
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对文化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经济基础对于意识形态有着决定作用,物质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会在精神上居于统治地位；同时,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这在后来被葛兰西发展成为了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集团对于整个国家的支配和对于其它集团的控制不仅会诉诸武力和政治来实现,还要通过操纵社会文化包括知识、信仰、价值观等来进行规范和约束.
由于二元容介态理论强调信息态对于物质态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融合和演化,而文化就是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文化因素也就成为了广义虚拟经济所特别关注的一个理论范畴.
在微观层面,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文化会携带信息融入到物质态的商品中,使之具有更高级的价值,从而不仅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更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越是高档的商品,其价值中所含有的信息态虚拟价值比例也就越高.通过引入“虚拟价值”这个概念,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把前述制度学派所探讨的经济力量驱动消费文化这一难以进一步分析的现象转化成了可以继续深入探讨——如何向商品中灌注更多虚拟价值并诱使消费者接受——的问题.于是在此基础上,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又不断提出虚拟价值的核心问题在于维系商品的“人气”和消费者的信心,而后者又需要现代信用制度平台的支撑.最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衔接,认为成熟的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宏观层面上政府的行政力量支持和和虚拟经济时代相对应的社会观念和文化风气的塑造.
在宏观层面,广义虚拟经济思想认为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化和政治一样,都会将新的信息不断纳入到经济中并进而实现动态融合和演化.因此,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正如波拉尼所观察到的,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今天,文化和经济之间已经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在《看不见的心》一书中,作者就明确提出,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上层建筑,而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上层建筑,而广义的文化则有着经济基础的性质25.
相比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主要着眼于国内统治而言,广义虚拟经济对于文化所具有的经济基础性质的关注更突出在国际范围的竞争和控制权的问题上.广虚理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物质的拥有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控制信心和制造心理需求已成为了第一位的需要；各国之间靠占领土地来掠夺财富也已经时过境迁,军事行动更多是作为政治的极端形式而成为了最后的筹码；而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最好办法就是抢先根据本国的利益制定出一套世界各国都能够普遍接受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要取得这种秩序和规则的制定权,首先就要具有控制文化观念的形成权,即“制文化权”,通过输出具有本国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来塑造出一种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语境.
文化是一种国家的软实力,它可以潜移默化地把服务于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使对方在不自觉间为文化的控制者服务；而文化所具有的信息载体的性质,更使得拥有制文化权的国家可以从中获得虚拟价值的形成权.从我国和欧洲的历史以及美国掌控当今世界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现实经验来看,只有掌握了制文化权,通过文化渗透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从而建立起文化、经济和政治军事三位一体的国际优势地位,才能够制定出有利于本国的国际游戏规则从而获得大量的财富26.
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把文化从“意识形态”或者“制度”的经济思想拓展成了一个面向现实国际环境的有力竞争武器.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同时,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也正在酝酿之中,制文化权理论所倡导的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继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进而参和和主导世界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夺取虚拟经济的主导权等思想理念,更加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133、259页.
② 事实上,Political Economy这一名称在我国近代最早被译为“富国策”,后来采用了日本的“经济学”的译法,意指经世济民之学,本身就包括着政治和经济的两重含义；而把后来被引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为“政治经济学”.这种译法很容易形成观念上的混淆,但由于已成习惯,难以重新更正,而随着后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传入,学界习惯的办法是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而把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各种Political Economy译为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一复杂的过程,笔者将在另文中予以详细探讨.
③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69页.作为一个佐证,我们可以在亚当·斯密致邓达斯勋爵的信中发现这样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表述,“即使允许爱尔兰实行自由贸易,我不相信,在今后一个世纪中,大不列颠的制造业将受爱尔兰制造业的竞争而遭受很大挫折,爱尔兰既少技术又缺原材料可以使她和英格兰相颉颃,即使这二者可以及时获得,但要完全得到充分的数量,几乎需要一个世纪的工作,爱尔兰无煤又无木材等要培植到英格兰同等程度需要一个多世纪”（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332页,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④ 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第175页.
⑤ 事实上,亚当·斯密还和亚当·弗格森、约翰·米勒一同被视为是苏格兰历史学派的领袖.
⑥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83页.
⑦ 林左鸣.《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⑧ 参见林左鸣,吴秀生.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虚拟经济定位,《亚洲论坛》2005(3)；吴秀生,林左鸣. 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经济体制改革》2006(2).
⑨ 凯恩斯.《经济学家的生活》第42页.
⑩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第14页.
11理查德·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出版说明、序言第11-12、15页.
12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6页.
13由于篇幅和主体所限,关于批评者的思想观点、他们和演绎学派之间的斗争以及被边缘化的过程,笔者将在另文中予以详细探讨；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参阅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第184-219页；以及Milonakis, Dimitris & Fine, Ben.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14 Blaug, Mark.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50s；Yonay, Yuval.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15 马克思·韦伯.《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第75-10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0页.
17 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著者序.
18 关于美国制度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渊源,可以参见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第157-179页.
19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52、260页.
20 林左鸣.《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21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60页.
22 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第29页.
23 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
24 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38页.
25 晓林,秀生.《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第191-192页.
26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49、263页.
参考文献：
[1]晓林, 秀生. 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林左鸣. 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 邱伟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4] 杰拉德·库特. 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 [M]. 乔吉燕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M]. 朱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6] 林左鸣. 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J]. 管理学家——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2009(5).
[7]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 现代经济学导论 [M]. 陈彪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理查德·琼斯.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M]. 于树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9] 斯坦利·杰文斯. 政治经济学理论 [M].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 凯恩斯. 经济学家的生活 [C]. 吴贵根, 杨玉成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11] 杰弗里·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M]. 高伟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2] 罗纳德·科斯.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C]. 罗君丽、茹玉骢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3] 马克思·韦伯. 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 [C]. 甘阳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4] 威廉·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M]. 朱绍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5] 恩格斯. 反杜林论 [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6] 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 [M]. 陈冬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7]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 [M]. 冯钢、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8] 索尔斯坦·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M] . 赵伯英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19] Milonakis, Dimitris, Fine, Ben.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Method, the Social and the Historical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eory [M]. New York : Routledge, 2009.
[20]Blaug, Mark.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50s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03, 25(2).
[21] Yonay, Yuval.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Institutionalist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in America Between the War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虚拟经济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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