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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40年代末那个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关键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政权大势已去,开始执行撤退台湾的计划.由于知识分子的去和留,牵动整个社会对于新旧两种政权的信任和支持,当时国民党当局和 积极争夺高级知识分子.朱家骅在1948年底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并紧急命令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劝说大陆籍知识分子来台任教,因此有许多科技界人士赴台和傅斯年的鼓动有关.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负责执行“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有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陈雪屏（时任 教育部长）、杭立武等人,其中北京（时称北平）方面由蒋经国、傅斯年、陈雪屏组成三人小组,“教育部”、“交通部”、“青年部”、“国防部”及“华北剿总”等予以协助.
当时平津战役正处于关键阶段,三人小组把计划南撤的北京文教界人士分为四类：一、各校、院、会负责人；二、 研究院院士；三、和官方有关的文教人士；四、学术界有贡献者.以上计划人数约三、四百人.根据上列四原则罗列名单,如冯友兰、饶敏泰、毛于水、杨振声、罗常培、张政娘、沈从文等著名学者,以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教授居多.
从1948年12月起,三人小组陆续派专机载运平津地区的学者南下.15日,将胡适、陈寅恪、张佛泉、张伯谨、王聿修、王冀怀、刘祟钦、黄金鳖、毛子水,侯墦等人运抵南京；21日,派两架飞机将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夫妇、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窖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北大教授张颐及赵梅伯等人接出；1949年1月7日晚,又将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北大教授毛广水、钱思亮,及清华教授顾崇钦等60余人接出.
很多著名学者如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等不愿南下,即使送至南京的学者中有一些后来又回到北京.被列为“学人抢救头号人物”的史学大家陈寅恪,离开北平后先到上海,后留在广州,再没有继续南下.
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立即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负钜艰”.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夜,胡适、傅斯年夫妇相继走出史语所的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红着眼圈,对他们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
傅斯年就任台大校长后,经常以校为家,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刻休息.他一面在校内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采取强硬措施裁汰冗员；一面积极延揽人才.当时岛内各校延聘师资普遍存在人情和官方的压力,未能真正聘到所需的专业教授,傅斯年则用人唯才,不讲人情,很快聘任钱思亮、郑通和、余又荪为台大教务长、训导长及总务长,从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几乎都在台大兼课,并开始陆续修复台大战时受损的建筑,采购图书仪器设备,以及延聘师资.另一方面根据《边远地区服务人员奖励条例》,对于1949年1月起自省外来台大的新聘教员,于到校之月起提前发薪一个月,有眷属者发放两个月薪金的津贴,以补助其到职旅费,以示优待.由于他过于劳累,终于在1950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倒在校长的位子上,享年仅54岁.
大陆学术传承得以在台湾延续
据资料记载,1947年初时,台湾大学内日籍教师仍占20%；其后来自大陆或留学欧美的教师逐渐增加.到1949年5月底,已有专职教员531人,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大陆,台湾籍教师不及5%,不再有日籍教师,教学内容和质量也随之发生根本改变.
接任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是前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钱思亮.任内他殚精竭虑,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首先从健全台大的教师聘任制度着手,高薪聘请海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或任教,同时有计划地大量派遣在校教师赴外国进修,以提高台湾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跟上世界科技和文化发展的潮流.他非常重视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程,极力纠正轻视大学一年级课程的传统偏见,约请教学经验丰富、学有专长的教授任教.加上他所推行的新生入学和学生转学制度的改革,使得台湾大学的教育质量逐年提高,良好的校风得以形成和巩固,成为台湾的一流大学.
由于这一时期许多大陆学者陆续来台,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学术传承一并得以在台湾延续.以历史学相关的发展为例,在日本投降之初,岛内仅有台湾大学设有历史系,其后的1946年,台湾师范学校也开设了史地系,其中大部分师资都来自大陆,如傅斯年、姚从吾、方豪等.
再以考古学为例,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日本考古学者逐渐退出了台湾考古界的舞台,而在大陆以发掘安阳殷代都城遗址闻名的一批考古人员,包括李济、董作宾、石璋如和高去寻等,随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湾.他们的到来,使得因为日籍教师撤离而濒临中断的台湾考古事业重新获得了生机,对今后这门学术的存在和成长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事实上,到1949年底国共内战结束后,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的有相当一大批内地的优秀科技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尽管此后海峡两岸处于长期隔离状态,但彼此的科技事业都是在继承了前辈科学家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的基础上各自发展起来的,其渊源同属一脉相传；甚至到后来,也因这种共生关系而一直相互影响着.那种由师生、同学、密友、同事之间长期建立起的纽带联系,任谁也割舍不开.
大批内地年轻学生辗转入岛
在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国民政府为了和 争夺人才,要求许多邻近前线的大中学校师生辗转迁移.例如1948年9月,山西大学奉教育部电令,要求文、法、工学院及医学院医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均迁到张垣上课,校本部及一年级学生迁到北平.10月底,河南大学奉令迁到苏州；同时,从河南郑州、开封撤退的40余所中学约5000余师生,教育部指定迁至皖南,开办临时中学收容.教育部还派专员到浙江海宁进行安排,以收容鲁豫流亡学生.12月,要求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及西北农学院迁至成都.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岌岌可危,开始游说这一地区的大专院校迁移.由于遭到教授及学生自治会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北平辅仁大学首先表示不迁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教授也表示原地不动.1948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召开教授会,校长胡适主持,出席教授105人讨论迁校问题,数分钟即通过“北大从未考虑迁移,今后也绝不迁移”的结论.12月8日,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不得不宣布：平津地区国立学校及重要文教机构原则上都暂时不动,只有唐山工学院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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