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学术文摘（七则）》：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学术文摘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同城化战略实施的前提与空间对接模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段德罡与学者刘亮联合在2012年第5期的《规划师》上发表题为《同城化空间发展模式研究》一文,认为随着各界对行政区划作为扩大城市空间规模和协调大都市区问题手段的质疑,同城化战略逐渐成为很多城市扩大规模、增强竞争力的一种务实选择.因此同城化的发展要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关联性,这是同城化的基础条件.同城化归根结底是城市居民的一种心理认同,只有同城化的两座或者多座城市能使城市居民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真正推动并实现同城化.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在同城化城市的人文历史相似的特征,不同的人文历史必然会对同城化产生阻碍和隔阂.二是差异性,这是同城化城市的合作基础.同城化要求相关城市具备产业、资源基础互补性强等特征,这些特征也将有效地推动同城化战略的实施,在城市产业空间上形成规模效应,促成相互衔接、均衡发展、科学配套的产业体系的形成,从而发挥“1+1>2”的倍增效应.三是通达性,这是同城化城市的距离门槛.同城化城市的空间距离应控制在“1小时通勤圈”内,这个距离门槛主要针对大都市圈范围内的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其空间距离大多都控制50km以内,且应有便捷的交通联系,以利于提高同城化的程度.
不过同城化作为我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新现象,目前对其理论研究还较少,主要集中在一些典型的个案研究上,研究结论集中在概念内涵、发展特征、措施和作用效应几个方面.同城化的过程归根结底是城市与城市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将引发两座城市甚至更多城市之间的利益博弈.伴随着同城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可预知的问题和阻碍.为此,作者结合对当前同城化发展理论和相关案例的分析,认为同城化的空间模式可根据毗邻城市的空间距离的远近划分为“毗邻型”和“遥望型”两种类型,并构建同城化的空间发展模式.具体而言,“毗邻型”是指同城化城市之间由于空间接壤或者相距很近,没有中间地带,该模式的关键是“空间对接”,整合地区间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功能布局优化、公共设施整合、道路交通衔接深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四个方面.“遥望型”同城化城市的特点是各个中心城区之间具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其中间地带的建设就成为实现同城化的关键与核心.根据中间地带用地条件和空间发展策略不同,可将该空间发展模式划分为“共筑新城”模式、“分散组团”模式和“生态绿核＋卫星城镇”模式三种.
城市病界定的困惑及克服的责任主体定位
暨南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覃剑博士在2012年第5期的《现代城市研究》上发表题为《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源起、现状与展望》一文,认为纵观有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可能会产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截至目前,这两派的论争还在继续.而在实践上,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过程中城市病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也很难得出城市病存在是否具有必然性甚至规律性的结论.这给认识我国城市病问题和城市规模取向都带来了不少的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往往更多依靠市场推进,但是结果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事实上,由于市场机制完全发挥效力需要以市场协调、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为前提条件,而城市发展中的社会保障、公共资源和服务等要素并未能内化于市场当中,因此导致市场的失灵.鉴于此,我国大多数研究者都或明或暗地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或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确实,政府在城市规划引导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政府也可能存在失灵,拉美国家的城市病问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对我国而言,曾经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病问题也从未间断过,为此,将来需要好好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正确界定市场和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这对防治城市病至关重要.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纷纷提出要打造创新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等,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具体行动中还应结合自身的优劣势,将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梳理、辨识和引进,并融入本土特色,实现吸收和创新,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城市的升级转型.
城市流动摊贩疏导区规划与特定组合需求的满足
学者黄耿志、李天娇、薛德升联名在2012年第8期《规划师》上发表题为《包容还是新的排斥?——城市流动摊贩空间引导效应与规划研究》的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非正规就业已逐渐发展成我国城市就业的主要方式.摊贩作为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组成,极大地缓解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基本矛盾.但城市政府长期以来并未做好充分准备,面对迅速扩张的摊贩现象一直采取驱逐的方式,引发了不必要的空间冲突.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强制促进就业与维持稳定后,政府才逐渐改变了以往完全排斥的态度,提出“疏堵结合”的治理模式.由于我国城市摊贩空间疏导模式还处于试验阶段,学界对这种政策效应尚没有专门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摊贩存在的必要性及如何治理的探讨上.因相关政策未充分考虑政策对象的实际需求,一种旨在提供包容、消除排斥的新政策无意中产生了新的排斥,一定程度上使摊贩行为陷入“非正规-正规化-非正规”的怪圈,无法解决最初的问题.
基于摊贩主体需求的影响因素,作者分析了疏导区的两重效应.一是积极效应,即疏导区满足了摊贩对获得安定感、改善经营环境、扩大经营规模的需求；二是消极效应,即疏导区的摊贩不宜“捕捉”消费者、经营空间过于封闭、集聚分布能力被限制、灵活流动能力被剥夺、低成本优势丧失、原有社会关系断裂等.疏导区仅仅满足了积极效应的三个需求显然是不够的,作者认为,空间疏导区与摊贩需求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干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一般问题.因此,至少在摊贩的情况中,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管理问题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管多管少”的尺度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非正规就业者的需求,使其获得比吸纳前或被正规化前更好的经济状况的“管前管后”的优势对比问题.
学术文摘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学术文摘（七则）为适合学术文摘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学术文摘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