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梁启超和何蕙珍*新考》：本文关于何蕙珍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一
梁启超在一九〇〇年二十七岁时旅居夏威夷,为当时追求爱国进步的保皇会宣传政治改良,并因此与檀香山年轻女郎何蕙珍相识相恋,但又终于未成眷属.这一脍炙人口的爱情佳话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都广为人知.在最新一本号称“最客观、最翔实的梁启超传记”之中,何蕙珍仍被描述为梁氏的“红颜知己”.但该书承认：“今天我们要了解她,以及她与梁启超的感情,似乎也只有梁启超写给妻子李端蕙 （蕙仙） 的两封书信以及他的二十四首诗作可以参考.”（解玺璋著：《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60页）
实际上,梁启超关于何蕙珍及其爱情的记载既有渲染铺张和浪漫想象之处,有关学术论著或通俗读物对他的记载也有偏信、误解或者曲解.梁启超确实在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达檀香山 （The Hawaiian Star, January 1, 1900）,但他直到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给夫人李蕙仙的一封信中才提到与何蕙珍的见面 （全信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163—164页）.由于此信是长期以来有关何蕙珍的主要资料来源,现对其中五点主要内容进行补充与考证如下：
第一,根据该信,何蕙珍是檀香山的一位华商之女,年方二十,精通英文,“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现存的中英文献记载何惠 （蕙） 珍的英文姓名为Ho Fui Jin,籍贯广东归善县,即后来的惠阳县 （《西美留学报告》,旧金山,《中西日报》 一九〇八年印,32页）.她的父亲为何广荣 （音译自Ho Kong Wing）,在该市国王街一四〇一号开设广荣记 （音译自Kong Wing Kee）；母亲谭树英 （音译自Tan Shoe En）,蕙珍为其夫妇长女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August 11 and 15,1903）.美国政府于一*八年兼并夏威夷之后,在一九〇〇年第一次实行当地人口普查,显示何广荣夫妇实际生有七子、五女.其长女Fiu Chin Ho显然即是何蕙珍.她在一八八〇年生于中国,年龄二十岁,职业为教师.但她在一九一〇年、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三〇年的人口登记中的英文姓名为Fui Jin Ho或 Pearl [F.] Hoe,将出生时间推后至一八八四、一八八六或一*一年 （United States Census,1900,1920,1930）.但从上述何蕙珍已在一九〇〇年担任教师四年,并能翻译梁启超的讲演等记载来看, 她的出生年份应为一八八〇年.
第二,梁启超在该信中称他于一九〇〇年五月初的一个晚上受邀在何蕙珍父亲的店铺对中西宾客发表演说,由蕙珍担任翻译.在讲演成功结束后,何蕙珍与梁启超握手道别时表白：“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当时不知如何答对,但此后“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在给何蕙珍送去照片后, 收到两把扇子作为回礼.
檀香山当地报纸确实曾报道梁启超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七日晚在该市国王街一家华人店铺对中西宾客做长篇演讲,并提及他的翻译为该店主人的女儿Fu Shin,亦即何蕙珍.该报称赞她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少女,以其纯真和机智赢得了来宾喜爱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May 8,1900）.这一报道可以部分印证梁启超的上述记载,显示他与何蕙珍在这场成功的演讲之后互相产生了好感与爱慕之情.但是,即使梁启超单方面的记载也证明何蕙珍明智地表白双方已无可能结为连理,甚至无法再次相遇,因此仅仅希望获得梁氏的照片以作纪念.然而,梁启超却因此展开他在夏威夷的柏拉图之恋.
第三,梁启超该信又称在上述演讲半月之后,有一友人前来劝他娶一当地妇女作为英文老师兼翻译.梁氏听后恍然大悟,确信友人是为何蕙珍所托前来提亲.他以家有发妻、坚持一夫一妻主义及献身国家大事为辞谢绝,并主动提出为此女做媒.但友人称该女平日对于男子均觉得不足一顾, 已在数年前誓不嫁人.
就梁氏记载本身进行分析,何蕙珍是否曾托这位友人前来提亲或由后者主动作伐并不清楚.如果何蕙珍在数年之前就已下定决心坚持独身主义,此时突然主动转托梁氏友前来提出愿意委身为妾,似乎值得存疑.所以,此事是否表明何蕙珍对于梁启超的真挚热切、不计名分的爱情,尚待证实.
第四,梁启超在信中记载何蕙珍在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为他的演讲担任翻译.他与何蕙珍因此畅谈良久,但他未敢触及友人提亲之事.何蕙珍也“毫无爱恋抑郁之态”,但她表达了追求个人教育、兴办学校、回国服务的愿望,并以基督徒的身份劝告梁启超入教.在两人握手分别时,何蕙珍又对梁启超表示：“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莫忘我,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因此, 梁启超归寓之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等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等”他的柏拉图之恋由此达到顶峰.
何蕙珍的这番举止也许确如梁启超所述,在托人提亲受挫之后仍然对他一往情深,并在镇静自若的谈话之后最终表白示爱.但何蕙珍自然大方的言行也有可能表明她对于梁氏五日之前与其友人的谈话毫不知情,所以并未表现出任何异常.她身为基督教徒并劝导梁启超加入该教,也似乎难以逾越当时教会坚持的一夫一妻的传统教义,轻易对一有妇之夫以身相许.何蕙珍在两人分手时的表白完全出自梁启超的转述,准确与否已无可考证,但其中的语意是指她等待梁氏召唤其回国办女学之决心不变,抑或向梁氏明示爱恋而又保持在初次见面的尺度之内,尚需更多的资料才能证实.
第五,在当晚激动难眠之际,梁启超挥毫兴笔,给远在澳门的夫人李蕙仙写去一封情思并茂的书信.此信主要内容已如上述,基本从他个人的观察、感受甚至想象出发,详细描述了他与何蕙珍的交往经过及他忍痛斩断情丝的心路历程,也显示了梁启超对于发妻李蕙仙的坦白真诚.梁氏坦率承认确实曾经萌发“因蕙珍谙习英语,將来驰骋于地球”的雄心,但他又理智地认识到娶后者为妾“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不可也”.所谓“天理”即是梁氏当时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主义；“人情”则指他对于何蕙珍的恋爱、怜爱与敬爱,不忍将她置于小妾的地位；而他作为保皇会领袖的“地位”也使其意识到不能因此男女私情而影响当时席卷海外华人世界的政治改良运动.
何蕙珍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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