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拓展现代汉语世界诗歌地图》：本文关于现代汉语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作为诗人的西川似乎从来不相信“诗是不可译的”这类说法.在一篇访谈中他说：“如果诗歌完全不可翻译,你不会问到我米沃什、博尔赫斯、盖瑞·施耐德.等人类文明之所以有今天,离不开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西川,2012：289）相比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的观点,西川明确坚持诗的可译性.在为自己的译诗集写的序言中,他坦然表示：“有些即使在翻译中有所丢失的作品,似乎依然值得一读.博尔赫斯就说过：‘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战胜粗制滥造的翻译’.”（西川,2015：4）在另外一篇访谈中,他也同样援引博尔赫斯的观点,认为“一个人不怕糟糕的翻译”（西川,2013：93）.西川对翻译作品的信任（前提是好的文学作品）以及对诗歌翻译的有效性的认可,显示了其自信的外文素养——他既可通过阅读“糟糕的翻译”来获得对原文的理解,也可在必要时直接阅读原文（主要是英文）.
北大英文系出身的西川,其对翻译的认识如多数外语学者一样理性而务实.“通过翻译,我们得以走近这世界上说其他语言的人们.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翻译,我们各自的灵魂甚至可以相互进入；我们也可以通过认识他人来更好地认识自己”（西川,2015：3）、“经由翻译,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调整和丰富头脑中的‘世界地图’.等是翻译让我们在文化的意义上切身感受到世界的‘多元’”（西川,2014：14）.西川对翻译之于跨文化交流意义的认识显然相当深刻.
一、西川的翻译历程
自1986年以一首诗歌译作踏上翻译之路以来,西川的翻译生涯已然持续了三十年.1986年10月,西川又翻译了一组《当代黑非洲诗选》,发表在《诗选刊》上.1987年9月和10月,西川翻译了《20世纪英国诗选》（同样发表在《诗选刊》上）.之后1988年4月,在《昆仑》杂志上西川又发表了一组《英美战争诗抄》.同年8月,西川受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之邀,初步完成了《博尔赫斯谈话录》的中译本 .2004年,西川和人合译的《米沃什词典》出版发行.2009年,西川和挪威汉学家哈罗德·勃克曼（Harold Berkman）合作翻译的挪威诗人豪格（Olave H.Hauge）的诗选《我站着,我受得了》正式面世.2012年,西川受北岛之邀翻译了美国诗人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的诗选集《水面波纹——盖瑞·施耐德诗选》.也在2012年,《谁》诗刊第十期以全刊的篇幅推出了西川的译诗选集《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选》.2015年,在2012年《谁》诗刊译诗选的基础上,西川又补译了一批当代外国诗人的作品,正式出版了他的译诗选集《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集》.
纵观西川多年来的翻译作品,大多数似乎都是应人之邀而译：最早的诗歌译作乃是为了应征翻译竞赛,之后的几组国别诗选也多应朋友的约稿,《博尔赫斯八十忆旧》应巴恩斯通之约而译,《米沃什词典》应出版社编辑之邀而译,豪格诗选《我站着,我受得了》应勃克曼之邀而译,《水面波纹》应北岛之邀而译,甚至连自己的两本译诗选集也是在朋友的催促下才得以面世.西川的整个翻译之路似乎颇为被动,以至于似乎缺失了些诗人译者应有的主动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川的翻译只是一个匠人型的职业性翻译.在为自己的译诗集写的序言中,他清醒地表达了对诗人译诗的看法：诗人翻译家的翻译“一定蕴含着一些深刻的、和文明有关的神秘的原因”“‘诗人翻译家’的存在,极而言之,为翻译这一行贡献了一种翻译的类型,即‘诗人翻译’,它有别于‘学术翻译’和‘职业翻译’”（西川,2015：6）.作为诗人的西川对“诗人翻译”这一独特的译诗实践形式并非没有自觉的意识.
西川多年来的翻译实践表面上呈现为受人之邀的被动性,实则并非完全盲目为之.如果早年的诗歌及其他作品的翻译只是西川非自觉的选择的话,那么近年来的翻译显然越来越体现出了自觉的主动性——《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集》中的多数作品都是西川近年来所译,这些作品都是西川主动选择,且在译诗理念及译诗形式上体现着强烈的主体意识.
二、西川外国诗歌翻译的特点
《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集》出版于2015年,按照西川的说法,这部译诗集算是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心愿.作为近三十年诗歌翻译的集中展现,这部译诗集对其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集结了西川多年来的译作精华,全面展现了其近三十年的诗歌翻译成就.近四百页的篇幅中,收录了31个国家61位诗人的159首诗作,其中既有西川仰慕已久的叶芝、庞德、博尔赫斯等经典诗人,也有当今世界不大有名气的青年诗人.西川对当代诗人及诗歌读者的阅读现状颇为不满,他认为“对当下国际诗坛真正年富力强的诗人们的工作和思考,我们很多人其实了解有限.应该改变我们的诗歌阅读落后国外诗歌阅读三四十年的状况.”（西川,2015：11）谈到自己对这部译诗集的评价时,西川谦卑地称：“如果它作为路标能够帮助读者接近某一位或某几位外国诗人的写作,那于我已經是莫大的荣幸了.”（西川,2015：10）他把自己近三十年翻译实践的结晶仅仅定位为“路标”,似乎有点过谦,虽然事实上并非没有道理——这部译诗集收录了61位诗人的诗歌,平均每人还不到三首.如其所言：“我们很难仅凭读某人一两首诗就对该诗人的成就做出全面判断.”（西川,2015：10）想要通过这部译诗集全面了解某一位诗人的创作情况确实不大可能.但是,西川对此部译诗集的诉求并非只是“路标”这么简单.更深的意义上,他是想通过这部译诗集集中展现其心中的“世界诗歌地图”.书的序言中他意味深长地回忆道：“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所认识的‘国际’其实只是欧美.欧美到现在对我来说依然很重要,但恰恰是在欧美,我理解到所谓‘世界’还包括东亚、中亚、南亚、小亚细亚、北非、南非、南美等许多地区.”（西川,2015：2）在一本译诗集中收入31个国家的61位诗人的诗作,无论哪个层面上讲,其潜在的用意都是不可小觑的.西川的诗歌翻译绝非仅仅指向某一或某几个国家,也非指向某一或某几个诗歌流派,究其根本,他的诉求是世界性的——他企图通过一己之力较全面而集中地展现其所理解的“世界诗歌”的当代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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