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徽骆驼，咸骆驼·绍兴师爷和宁波商人》：关于免费绍兴师爷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绍兴师爷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谚语是语言中的“味精”,商谚是谚语中的一个分支,其中也有许多颇堪玩味者.
比如,徽商中就有一句很经典的商谚——“钻天洞庭遍地徽”.
明末市井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那么“遍地徽”呢,是极言徽州人从商之多,所以又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关于宁波帮的商谚也很多,最著名的莫过于“无宁不成市”；可以和之并列的还有关于绍兴的“无绍不成衙”.你看,“不成镇”,“不成市”,“不成衙”,简简单单9个字,就把这3个地方的人文特征表述得如此鲜明贴切.不过,同样是说在中国商业中的重要地位,徽商的“不成镇”和甬帮的“不成市”还是有区别的.虽则“市”、“镇”两字通常联用,但“市”还是比“镇”要大,说明宁波帮在数量上虽不及“遍地徽”,但其整体实力应该是强过徽商的.
不过,同为中国著名商帮,毕竟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人们常把徽商叫做“徽骆驼”.“遍地徽”是形容徽商的多,“徽骆驼”则说的是徽商的“贱”,或者说是“肯吃苦”.巧的是宁波人也自称骆驼,名曰“咸骆驼”.宁波人为何称自己是咸骆驼?不但外地人不明白,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人也不一定说得清楚.宁波人有一句经典的待客话：“下饭呒告(没什么),饭吃饱.”宁波人的“下饭”是“菜”的统称,和现在人总是劝客人“多吃菜”相反,从前的宁波人看重的是饭,民以食为天,生存第一,吃菜还轮不到是一种享受的程度,而不过是下饭的一种手段,所以家常的“宁波下饭”又被称为“压饭榔头”或者“咸下饭”,诸如咸齑、咸鲞、咸蛋、咸肉、咸笋干、咸带鱼、咸刀鱼、咸烤虾之属等宁波有个古镇名曰“骆驼”,但却绝不出产骆驼.或许个别的宁波人偶然看到骆驼走到路边,见到一只尿桶,猛然把头伸进去喝它一通生尿(此种情况牛羊也有),便以为骆驼喜欢喝咸水,喜欢吃盐而且耐咸,因此叫它咸骆驼；因为宁波人也吃得咸,所以也称自己为“咸骆驼”——是否如此?留待民俗学家来考证吧！
但是我以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宁波人吃得咸,绝不是宁波人的生理上特别需要,或者说宁波人生来就喜欢咸——如果喜欢,那也是相沿成习的缘故——多半原因,恐怕还是生计所迫使然,“下饭呒告,饭吃饱”便是明证.我也曾听几位老宁波帮说过,日脚最困难的时候,一块咸腐乳吃3天,吃时筷子直直笃落,只是略沾咸味,把饭骗下去而已.宁波人的饮食有三大特点,一曰鲜,二曰臭,三曰咸,如果细细考证一下,这三个字却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宁波靠海,又近舟山渔场,海产不但多而且新鲜.而在我的故乡浙中,我们从小所能吃得到的海产只有咸带鱼、龙头烤和黄鱼鲞,我乡叫白鲞.咸带鱼和龙头烤颜色黄中带赭色,味道苦咸,但咸得极其有味,很小很小一块就把两碗白粥杀下去了.记得1967年,我们步行串联到井冈山,快到年底的时候,山上聚集了10万“红卫兵”,一下子吃饭成了问题,饥肠辘辘的我们来到茨坪供销社,想找到点可以充饥的东西,谁知什么都没有,找到仓库角落,从几只草包袋中抖出一条小带鱼,不禁喜出望外,连忙到山上拢起一堆小火,烤熟,像红军长征途中吃皮带,每人分得极小一段,那味道比现在吃牛肉干好多了.后来到了宁波,看到新鲜带鱼居然白得雪花银一般,很是吃惊.宁波人喜欢清蒸,既得益于海货透骨新鲜,也懂得怎样享受这海鲜.但是海鲜难得保鲜,在冷冻设备不普及的年代,基本的保存手段还是靠盐腌,于是臭冬瓜和咸带鱼之类就唱了主角,也是咸带鱼大行天下的道理,久而久之,好像宁波人喜咸成了习惯.著名的上海滑稽演员王汝刚就说过,在滑稽戏中有一个小段：有户人家,吃饭时没有汤菜,只在窗口上挂一条咸鱼鲞,几个孩子抬头看一眼咸鱼鲞,扒一口白饭.小儿子不小心多看了几眼,即遭到父亲呵斥：咸死你！
笑话归笑话,从中可见宁波人的节俭,吃得了苦,但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个“穷”字.
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安徽和浙江都不出产骆驼,但生活中都离不开骆驼的影子.小时候我们乡下小孩玩的一种陀螺就叫骆驼,“打不死的骆驼”或者“贱骆驼”就成了一种卑贱但是坚韧、顽强的精神的象征.“徽骆驼”、“咸骆驼”正是徽商、甬商的绝好写照,或者说“骆驼精神”,是甬商和徽商的共同表证.其实也不限徽、甬两帮,号称“西帮”的晋商也是如此.晋商向有“西帮腿长”之说,那说的就是当年山西商人徒步或者牵着骆驼走西口,历尽千辛万苦的事.殊不知,我们现在坐在温馨的家里所欣赏的《走西口》,却是当年晋商的哀婉凄惶的写照.
那么,甬商和徽商、晋商兴盛的时代不同,经营的领域不同,所处的地域不同,为什么会具有共同的“骆驼精神”呢?——我们只要细细考察这3个商帮的生存环境,便尽可释然.原来,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是资源贫瘠,二是人民贫穷.
甬帮故里,是指旧宁波府所属包括鄞县、奉化、慈溪、镇海、象山和定海(现属舟山)在内的六县；徽帮又称“新安商人”,故里为古徽州所属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和婺源(现属江西),也是6县；晋帮的范围较广,但具代表性的只是太原附近的祁县、平遥和太谷三县.宁波和徽州,除了宁波沿海、徽州内陆这点不同外,都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宁波不但人多地少,而且“浙东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本地出产的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民半藉渔盐以生”.徽州境内虽然青山绿水,但在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时代,“西湖也不过是饱后的风景”,只凭出产的那点竹、木、茶、炭,是养不活那么多人口的.山西虽有煤炭,但沟壑纵横、干旱贫瘠,生存更为艰难.如,乾隆《太谷县志》称：“邑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翻开晋、徽、甬3个商帮故里的方志看看,说到这些地方重商善贾的原因,类似“土狭人满,恒产不瞻”,“城市之民无寸田,多贸易”,“乡民务耕织,悬崖畴径,苟可种,无闲旷”,“土狭而瘠使然也”等语比比皆是.既然这一方水土养不了这一方的人,“树挪死人挪活”,那么只有“航海梯山,迫而之外”、“谋食四方”,或者离乡别土“走西口”,因此,“民率于末作,走利如鹜”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同风沙蔽日、沙丘流走的茫茫大漠造就了“沙漠之舟”骆驼一样,艰难困苦也同样孕育了甬帮、徽帮、晋帮的“骆驼精神”.很有意思的是,这些著名商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少年经商现象.在徽帮商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说,苦命的徽州男子,十三、四岁就得出门学生意了.这和宁波帮的情况完全一样,《镇海县志》说：“镇海的农村在晚清时期就已偏离自然经济的面貌了.民初时农村里以农为主的,十户中不过四五户.一般家庭中男孩到十四五岁时多出门学生意,近则宁波、上海,远则汉口、天津,或者站柜台当学徒,或者学铜匠、学裁缝等在镇海,大多家庭都有出门人,极盛时全县出门人数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我在宁波帮研究中,起初接触了十三、四岁外出经商的事例,以为是个别现象,后来遇到的多了,下意识做个小统计,结果发现不独赵安中,包玉刚、叶澄衷、严信厚、虞洽卿等新老宁波帮莫不如此.后来更发现,这种现象不但徽商有,甬商有,其他地方的工匠中亦有.比如浙江的东阳永康被称为百工之乡,出门学做手艺的也都很早.其中尤以篾工为最,最早的9岁10岁,晚的12、13岁——是以拿得动一把篾刀为度.此外,篾匠的工作是整天蹲着的,年纪大了骨骼长成,就蹲不下去了.做五金的是11、12岁,只要挑得动一副担子.最晚学的可能是铁匠和木匠,原因是总要他拿得动斧头,抡得起铁锤.但也不超过13、14岁.一个男孩子如果超过16岁还没有出去学生意或者学手艺,那么他只能留在家里种田,做一个“田秧乌龟”了.之所以产生诸如少年经商现象,我以为原因有二：一和当时人的生命长度有关,过去人平均寿命短,所以就要早一点利用有效的生命；其二,更主要的,还是贫穷.诚如赵安中先生所言：宁波山多地少,人口增多,则耕地不足,不得不从小外出谋生就食.当离家之时,乡亲们因可减少一份口粮,同情而无奈；老母含泪,仅存有渺茫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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