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旁逸斜出（创作）》：本论文主要论述了旁逸斜出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读到晓升主编的微信,刚好是母亲出院的第二天.近一个月时间,我没读一页书,没写一个与文学相关的字.偶有闲暇,思考的都是别的问题.究竟想了些什么,却又说不上来,脑子塞得满满当当,撑得都麻木了,转来转去的只是一具器械.天佑 良善,警报解除.放松下来,来水味浓重的空气也有了丝丝清甜.晚上出去在街边独自吃烤串,竟然想起写了一半的小说.脑子还没锈死呢.接着就是晓升主编的微信, 谈的是小说,我却读出了祝福.
不说废话了,言归正传.应晓升主编的要求,简单谈谈自己的写作经历.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在文学路上行走快二十年了.我的作品偏于写实,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我出生在坝上,那是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融地带,苍凉粗犷却又柔韧细腻.初始写作,我并没有太多注重地域特色,更喜欢追求所谓的深刻,恨不得一锹下去就挖出一口深井.屡屡退稿之后,我开始反思.忘了从什么文章里看到介绍《艺术哲学》这本书,历经周折,终于买到手.这本书对我启发颇大,自此我有意识地在小说中糅合地域元素.如《秋风绝唱》中写了乡间野调——戳咕咚,《极地胭脂》中我把人物的生活空间放在配种站.未必深刻,但能呈现出部分特点.这两篇小说受到了关注,前者被《小说月报》转载,后者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对我更大的意义在于,不但有了写作的信心,也寻到了写作的方向.方向确定,写作似乎就成了坦途.果然顺风顺水,写了就可以发表.
几篇之后,我意识到问题.惯性是可怕的,会让写作变成作坊.风格固然重要,但我认同丹纳的话：风格也意识着僵化和死亡.作家一旦形成风格,很可能意味着创造力的丧失.
创造是文学的根本.自此,我开始淡化地域色彩,在人性深处掘进,《一棵树的生长方式》《命案高悬》都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
写作者都是自虐狂,某作家如是说.我深以为然.一条道走两次就没了乐趣,第三次则与机器无异.所以写作总在寻求变化,当然这变化极其艰难,虽然变化后未必好,虽然费了许多心力也没什么变化,但不变肯定走不下去.
当然,这变化既有写作者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比如视角的变化.我的小说多写乡村人物,当然是因为对乡村人物熟悉,比如写一个人物走在乡村的街上,脑里马上就会闪出村子街道的情景,路边的坑洼,角落的石头,甚至觅食的鸡和摇尾的狗都会清晰浮现.绝不是有意识地构想,这些是永远不可能丢失的记忆.而我也是乡村的一员,就站在街对面的院子里,观望着这一切.那时,我的小说视角多是向外的,站在乡村打量世界.对外面的世界既向往又懷有嘲弄,连人物的称呼都难免带有贬损,比如《极地胭脂》中的蝈蝈肚.
36岁那年,我离开坝上,到张家口工作.虽然相距并不远,但空间上总是有变化,文化上也有诸多差异.我常常回乡村,也仍然写乡村,但个人生活的变化对写作还是有影响的.比如同样写乡村人物,但这些人物多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者.《虬枝引》中的乔风回乡离婚,发现妻子和村庄一起消失了.这个时期的小说多是俯视的角度,即站在外部打量乡村.其实就视角变化而言,我脑里并没有由乡村张望世界,到世界打量乡村的刻意追求,该是环境变化使然,我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在一次研讨会上,评论家一语中的,如醍醐灌顶,我才茅塞顿开.接下来,我写了《风止步》,是双视角,既是城市打量乡村,也是乡村凝望城市.此篇《双向道》也属此列.当然,我不再是无意识的.
在张家口生活了六年,再次搬家,到石家庄.生活环境多次变化,对写作的影响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方面,我试着拓展写作领地,开始写城市.我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乡村根基,要么是通过读书进入城市,要么是工作调动,要么是在城市生活的乡村人.我很少写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小说中的故事可以虚构,但人物言行背后的文化逻辑却不能来虚的,稍有不慎就砸了.归根结底,那是疏离,隔得还挺远.我有些胆怯.但,这何尝不是进入城市的一种方式呢?
写作风格的变化常令读者不适,有读者反映,过去的小说以写实为主,容易读懂；现在好像故意捉迷藏,猜来猜去,到最后也没读懂.我的博客常有读者留言,就小说的结尾和人物的命运提问,让我给出答案和解释.小说的变化不是想为难读者,而是追寻创造的乐趣,更是为了小说的生存.变了未必好,但不变肯定不好.
就《双向道》,我不想再作阐释.如果有变化,那是我之幸；如果与以往的小说一样,我会再努力.
旁逸斜出,这是我对小说的理解.
感谢《北京文学》,还有对她的祝福.
责任编辑 张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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