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千秋回望王安石》：关于免费千秋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千秋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一)
王安石在宋神宗登基后的熙宁二年（1069）被神宗起用,召至汴京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熙宁四年至熙宁九年（1071—1076）,先后两次担任执政的宰相.他为挽救当时在内忧外患中积贫积弱的国家,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教育的大改革.那次改革的性质、规模与其激烈程度,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的,就它的精神影响来说,它还一直延伸到近现代,其历史声誉,甚至超越了中国的国界.
可是,那一次改革,毕竟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利因素太多,改革不能不从一开始就陷入步履艰难的困境.一则,宋朝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承袭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负担：兵弱而敌强,民穷而官冗.朝廷中复杂的朋党关系与病态的封建官僚体制所难于克服的“窝里斗”内耗,也使得改革者的政令施为,不能不为之作无效的消磨与被阳奉阴违地扭曲.再则,由于朝廷中既得利益的权贵势力过于强大,士大夫官僚阶层的主流意识与社会上的民风习俗,也早已在象数迷信等的浸染下,形成了一种听天由命、懈惰无为、因循守旧、苟安偷乐、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因而,改革的进程,每一步都不能不在为克服守旧势力阻碍的权力斗争中艰难地行进.而由于这样的改革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可能不有经验不足与用人不当的失误,也就不能不给反改革势力的攻讦破坏留下了可乘之机.加之,一连几年的旱蝗灾害,使农业歉收,旧派把灾害的出现,全都归罪于“新法”,甚至认为灾害是上天示警.后来,在改革遭到旧派的群起围攻时,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意见不和,神宗也不能不有所犹豫.改革遇到了出乎王安石意料之外的困难,他只好采取“避位让贤”的态度辞去相位.最后,这一次激进的改革,在王安石罢相和神宗皇帝三十八岁英年早逝以后,终于在幼主登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下,让司马光担任了宰相,反改革的旧派官僚声势煊赫地相率还朝.这样一来,在旧派对新派的反攻倒算与无所不用其极的攻讦诽谤声中,王安石的改革运动便被颠倒黑白地断送了.“新法”被全部废除,“新人”被大量贬逐,神宗和王安石所任用的得力将领王韶等人,通过激战,打败吐蕃才夺回来的五个州、两千多里的国土（是防卫西夏的军事要地）,按司马光的主张,也要全部拱手送还敌人.（后来,虽然明的没有那样送,但随着王韶调职,主将易人,整个改革所取得的“富国强兵”的成果,连同“熙河大捷”所形成的“北宋中兴”的形势,等于是被全部砍掉了.）而在“新派”被贬“旧派”上台以后,宋朝的政治日趋紊乱,两派的党争日益纠结,在元祐、绍圣间的“党祸”翻覆中,国势日益衰敝.到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之后,不到三十年,在金兵入寇、徽钦二宗被掳的靖康元年,北宋就被灭亡了.王安石的“改革”好像昙花一现,变成了一场留下无穷遗恨的历史悲剧.
而且,这悲剧还延续到宋室南迁以后,“新派”与“旧派”的斗争,逐渐演变成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实即“投降派”）的斗争.“投降派”的秦桧、万俟卨、汤思退、史弥远等在南宋朝廷中一直居于掌权地位,主战派的宗泽、岳飞、韩世忠、张浚、辛弃疾等爱国将领与大臣李纲、胡诠及著名诗人陆游、陈亮、张元幹等先后都被排斥、谋杀、贬谪、迫害或闲置.从秦桧与宋高宗（赵构）合谋害死岳飞以后,南宋就多年不再出师北伐.好不容易等到秦桧死后,宋孝宗亲政时,隆兴元年（1163）,才在张浚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北伐,却也因此时已退位作“太上皇”的高宗赵构并不支持他,以致“符离之战”在内援不继将领不和的情况下失败.接着,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当了宰相,张浚只好辞职.其后,又拖了三十年,到宋宁宗时,韩琦的孙子韩侂胄以内戚（他是高宗吴皇后的侄女婿）的身份当了宰相,才在开禧二年进行了最后一次北伐.而这次北伐,更由于投降派的叛卖,不仅战争失败,而且由于史弥远等人的暗害,韩侂胄竟在“奉旨入朝”时被诱骗*,其后,投降派还按照金人的议和条件,把韩侂胄的头砍下来,送往金国.此后的南宋朝廷,也就只能在苟安中进一步走向衰败.虽然在宋金交往中,以长年“纳帑称臣”的屈辱姿态和在采石一战中侥幸获胜的成果,勉强保住了偏安的局面,但在北方蒙古族兴起以后,蒙古灭金侵宋,南宋终于就被元朝灭亡了.
可以说,宋朝的灭亡,主要是由于王安石的改革遭到反改革势力的破坏以后,朝廷中企望国家振兴的正气不断受到压抑与摧残,而反改革势力的邪气乘时而起,把持了上层的政柄.迁延到南宋,在上层士大夫中,仍然沉迷在老一套的道学说教中空谈“性命”,推论“象数”,对国家的安危治乱像风湿麻木之人不知痛痒.而小朝廷中的腐败衰飒风气,更很快地形成了一种无可救药的亡国之风.
从前,读陆游的诗,从他所说的“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深深地感到陆游胸中的激愤,确实已经到了压抑不住、不能不大喊大叫的程度.后来,再读到他那“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已无人”,就更觉得这两句诗,是他在绝望中悲愤至极的伤心话.（这两句说的是：我不敢奢望再出一个像东晋宰相王导那样——被温峤比作“江左管夷吾”的人,只怕亡国以后,要找一个“新亭对泣”的人都找不到了.）从陆游的诗中,可以想见,王安石改革失败以后,那些原先反对他的权贵公卿、官僚朋党、浮薄文人、投机政客,并没有谁拿出了一点治国安民起衰救弊的主张,实际上只是选择了一条从妥协投降、苟安偷乐到亡国的道路.历史用铁的事实说明,宋朝那时,原本只有实行王安石的改革主张,才能有从“富国强兵”以图中兴的一线希望.而按既得利益的权贵豪强与高层士大夫官僚保守势力的主张,恢复旧法,让改革的成果,付之东流,则只能从腐败走向灭亡.这样的历史教训,是不能不使后人感到沉痛的.何况,宋朝灭亡后,连历史真相也被湮没在一大堆捏造的、诬蔑和诽谤王安石的谎言之中,历千年而不白.以致清末民初的改革家梁启超在他所著《王荆公》一书的序言中,不能不一再重复地说：“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梁启超的“长恸”,既是恸“王安石改革的失败”,也是恸“戊戌政变的失败”,既是恸王安石,也是恸他自己.一个遭遇了失败的改革家,他内心的伤痛,是说不尽的,故谓之“长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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