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域外资料调查经验和方法（一）》：这篇域外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时间：2011年8月22日（下午）地点：国际文化大厦阶梯教室
刚才大家听完荣新江老师的讲座,可以知道师门里面关于新史料、新问题和新方法的训练是荣老师一贯强调的,尤其是对新史料的追求.当然有很多人讲,比如说陈寅恪用普通的史料做出很多出色的成果,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陈寅恪当年也是对新史料非常下力气去追求的,至于他后来的研究取向,跟他眼睛的失明、跟他的心境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任何一个做历史研究的学者,不可能对新史料不感兴趣,而且如果有新史料不用,说明你的学术鉴赏力和判断力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我是一上来就习惯讲理论.你们如果看我的书,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导论是讲那些很复杂的理论的,这个跟我早年的学术训练有关系.我原来是从影视专业转到敦煌学的,其实这种转型对我来讲没有实际存在过.因为我没有真正从事过影视专业,到本科二年级就跟黄征先生做敦煌文献的研究.那时候他没有多少学生,只有一个研究生,也快毕业了.所以他就把我当作研究生来教,因此我进入敦煌学很早.这是我很好的一个机遇.
我为什么要讲有关域外资料的调查方法呢?在提要中我有讲过.就是现在的学生比我十几年前有更多的机会到海外去做访学,一年、一年半、两年都有,不管国家留学基金委,还是日本文部省,还有国外的基金会,尤其是博士生.硕士生的名额稍微少一点,但是也有机会.当然也有直接出去留学的.那么在这样大的背景下怎么样能够充分利用在国外的机会,能够使自己的学术视野,包括研究思路得到拓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个方面跟我的历史观有关.刚才荣老师讲到学术规范的东西,在现代学术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就有了一定的学术机制和学术规范.尽管在现在中国学术界有些失序的情况下,一个学者不仅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还有各种课题、各种教学和学科的约束,但是一个学者他自己想要达到的位置、角色和功能还是可以选择的.
孟子讲“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规矩和巧,好像是相反的方面,但是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原则.郝春文老师上午也提到了爱因斯坦,我中学的时候对爱因斯坦一直非常有兴趣,而且到目前为止,本学科以外的学术进展对我的研究特别有启发,反倒有一些历史学本身的研究成果,读完以后感觉A是A,就是如此,不能获得另外的启发.我非常喜欢看理论物理学的书,包括讲粒子的,讲十维空间的,讲量子力学的这些理论,对思路非常有启发.假如按照现代物理学理论的话,时间和空间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任何时空中的物质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如果按照超弦理论的话,我们的世界实际上是弦在十维空间振动,是一个投影.假如这样的话,时空中所发生的所有的历史事件,本质是投影的投影,跟我们的PPT是一样的虚幻.如果是这样的话,史料运用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很多人,尤其做历史的,不知道是受兰克史学还是其他史学影响,老是讲我是用史料来复原历史,怎么能够复原呢?不可能的,假如存在客观真实的历史,那也是不可复原的.现在西方喜欢用一个词,“再思”或者“重绘”,历史只是你根据一些片段所获得的信息重新塑造的艺术品.我们做敦煌学经常会用到我们称为断片也好,碎片也好,残卷也好,就是一件一件残片怎么把它拼成一个绚丽的历史画卷,并且镶嵌到历史的脉络中,使它能够焕发出新的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按照马克·布洛赫的讲法,历史学是一种技艺,或者说是手艺活,需要有艺术家的眼光.我们当然希望能够逼近历史的真实,但你重绘的图景是不是就是这个历史事实呢?其实这只是提供了一些解释和一些可能性,这个意义实际上是开放的.虽然我也看过一些后现代的理论,但是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我最早做敦煌学是受法国汉学或者广义的欧洲汉学的影响.其实荣老师也受欧洲汉学影响很深,这跟荣老师还是张广达先生的研究生的时候,到荷兰莱顿跟许理和先生游学有很大的关系.原来欧洲的汉学是海外汉学的一个正统,特别是法国,从伯希和、沙畹、马伯乐到戴密微一路下来,大家辈出.我最早做敦煌学的时候,法国敦煌西域研究的书是必看的.我后来在硕士阶段开始学法文,然后翻译童丕先生《敦煌的借贷》.除了法国汉学的影响以外,法国的思想家对我也有影响.其实张广达先生也深受法国理论思想的影响.
我原来在杭州大学读书,后来合并到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的敦煌学是比较偏音韵训诂等语言文学方面的,我虽然对那些没有花太大的功夫,但是成为我文献学的一个基础.当时黄征老师跟我讲,你把“小学”的功夫先学好,再来做历史不是很方便吗?所以我在那里又接受了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的训练,再后来到北大接受史学训练,然后又受到日本的一些影响.实际上我是想把传统的汉学、西方的汉学和日本的东洋学值得吸收的地方能够做一个贯通.所以我讲史料搜集,其中比较侧重的方面,跟我的历史观和兴趣有关,实际上我对史料有非常强的偏好,而且兴趣非常广泛.虽然表面上我发的绝大多数论文都是跟敦煌吐鲁番文献有些关系,但是我的兴趣并不完全在敦煌吐鲁番学,而且准确地讲,最近十年,我的兴趣已经不在敦煌吐鲁番学了.实际上我是想通过发掘和运用史料来寻觅它的丰富性、延展性和可能性.假如时空是有弹性和曲率的,那么它的可能性是怎样展开的呢?所以我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希望能够把传统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实物和域外文献互证,把文字材料和图像材料统合起来.当然这个很难,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统一场论”的探寻,他就是要证明有一个真正的统一场这样的规律存在,但直到去世他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我也没有做到把这么多史料和研究工具完全统合起来,但是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是希望能够把传统的“小学”和名物考证,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析,和现代的科学相关成果等工具进行会通式的研究,这样也有助于扩展史料的边界.问题意识和史料的扩张是同时展开的两翼,不是说要么有新史料,要么有新问题,实际上两者的存在必然是同一的——有新问题,同样也可以把旧史料转换成新史料.
我经常迷失在史料的丛林里,我是随着兴趣走的.现在电子文本、信息过度发达,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思想和方法,学术敏感性和鉴赏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否则的话你不知道如何取舍.我上个月刚去了普林斯顿,见了余英时先生,也谈到这些,很有感触.其实,每次和这些大家见面都是一场考试.他跟你谈几句话以后就知道你大致有什么样的底子,那么他才有兴趣继续和你谈话.如果他觉得你不值得和他对话,你见也见不到,就算见到,可能也是他讲了几句以后,无非就是寒暄一下,就道别了.我2001年到现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去过很多地方,而且对一些很不为人所知的机构做过比较深度的调查,并且这些机会基本上是靠自己争取的——我迄今为止没有用过国内的出国名额,都是在国外申请的,或者是向对方直接申请.我最早的一个起点,就是2001年荣新江老师送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跟饶宗颐先生学习一个学期.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大概饶先生可以算一位.因为他是真正做国学的,并且琴棋书画都会.我为什么讲考试无所不在呢?我当时跟荣老师一起合作写《归义军史编年》,我给它起一个书名,叫《沙州归义军朝野系年录》.开始在那里写一个初稿,差不多已经完成30万字的时候,有一天见到饶先生,他说体例好像有点问题,然后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听,就感觉糟糕了,这个体例是我在北京和荣新江老师商量好的,如果饶先生把体例否定掉,我们以前所有的工作都要 重来.我在香港打一个电话给荣老师,荣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写了一个陈情表,告诉饶先生我们为什么这么写.饶先生喜欢骈文,所以我用骈文写了一篇.他看了之后说,余欣不愧是浙江人,后来他就同意了我们的做法.因为近代以来浙江名人辈出,像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蔡元培等等,饶先生说这话就是表示肯定.他除了看我讲的这些理由之外,觉得我还知道格律和用典.现在有些人写一些伪骈文,不会用典,用典故其实很难的.这也就是我的第一场考试.还有一点我后来才知道.我当时去那里真的很用功,每天早晨九点钟就到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在那里写书稿,一直到晚上 点钟才回去.我当时都不知道,其实一直有人暗中观察我.当时饶先生有两个学术助手,其中一位是郑会欣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方面非常有成绩,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副教授.当时饶先生对我有点不放心,说荣新江自己不来,派这么一个年轻的学生过来完成这个书稿,到底行不行?让郑会欣来看一下我到底在干什么.郑会欣后来跟我说,他经常过来看,一直到晚上九点钟,看到我的办公室灯还亮着,我还在里面奋战.他就回去报告饶先生,说余先生很不错,非常的用功.所以后来饶先生对我的态度很好,他大概一两个星期来一次中文大学,给我讲香港中文大学藏的竹简,讲上博竹简,讲完请我吃饭,然后还请我去他家.他喜欢写字,写了郑思肖的名言条幅送给我.所以这其实是一次重要的考试,后来我经历了很多类似的考试.人家首先要看你有没有具备对话的资格,然后再看你到底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这样一些基础的条件具备了,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在这次考试中,我在中文大学受到训练,并且确定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因为香港经常放假,再加上有一次新亚图书馆装修,好长时间不开,我就跑到崇基.崇基是一个基督教的学院,有很多宗教类的书.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在那里翻杂志,把所有宗教类的杂志,从创刊号翻到最新一期,全部翻一遍,收获很大,奠定了我博士论文的基本框架.最早荣老师让我做敦煌社会史,社会史很广泛,做什么他没有讲.后来我确定以民间信仰社会史作为切入点,就是因为在崇基学院翻杂志,翻《东方宗教》,还有一些西文刊物,如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我想这样一个经历对我后来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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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域外资料调查经验和方法（一）为关于本文可作为域外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香港的域外送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