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三缘论是定义台湾文学理论支柱》：该文是关于文学理论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基于地缘、史缘、血缘的关系,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陆学者如是说
十多年前,我在题为《天南地北的台湾文学》的文章评述“2004年3月的台湾‘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一场‘南北战争’”时写道：
等这种南北分野的现象,早在20世纪末的台湾文坛就有所反映,当时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一是以台北为基地,在城市现代化的导引下,延续中华文学的传统,创作具有鲜明中国意识的作品和色彩缤纷的都市文学；二是以南部为主的《笠》、《文学界》、《文学台湾》为基地,延续乡土文学的传统,用异议和在野文学特质和带有泥土味的“台语”创作小说、散文、新诗,书写他们的所谓“台湾民族文学论”、“独立的台湾文学论”.①
台北是亚太经济名城.它的文学有政治化、工业化、商业化的历史情境.作为台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台北,从20世纪50年代起, 就一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把台北当成防止“”势力渗透、遏制分离主义思潮发展的样板——连台北大街小巷的名字都由大陆的城市名组成,可见 将台北彻底“中国化”的良苦用心.反映在文学上,“台北文学”充溢着“中国意识”.
在 以前的执政者,当局的政策总是重北轻南,文学上也是如此.台湾新文学的发源地本在台北,以后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北台湾.直到1934年5月在台中成立“台湾文艺联盟”,把日本的《福尔摩莎》、台北的《先发部队》、台中的《南音》组成联合阵线,台湾新文学运动才从台北盆地的圈子走了出来.但这时期台中、南投、彰化、高雄的著名作家微乎其微,而北部文学势力强悍,故人们并未改变“台北文学代表台湾文学”的印象.可某些南部作家不甘心让“台北文学”占据台湾文学的中心位置,从1970年开始,中南部新创立了不少文学社团.这些社团由于旗帜不鲜明,在抗衡“台北文学”时没有发出自己的强音,因而多半似流星一閃而过.从光复到当下,台北地区毕竟集中了台湾文学最大的资源,无论是刊物还是出版社或作家群,都以异常活跃的姿态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让“南部文学”相形见绌.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和光复后（尤其是80年代）的台湾文学,共同之处都强调“反抗”.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反抗的目标是异族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光复后反抗的对象大部分转为同族的中国人.这中国人包括中国国民党的文人和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的中国大陆学者.为了强化这一点和弥补“南部文学”未能占据中心这一不足,郑炯明、曾贵海、陈坤仑等人于1981年上半年在南部酝酿创办《文学界》杂志.此刊名是被当年白色恐怖吓怕了的所谓“老弱文学”②代表叶石涛起的,并非“老弱”的文友嫌刊名太过灰暗,至少不像日据时期创办的《文艺台湾》《台湾文艺》那样有“台湾”二字,但鉴于叶石涛的资历和威望,和反主流、反体制、反压迫的团体有密切关系,“我们不能容忍台北文学全面占领台湾的文学”③的本土作家,为避免冲突只好认了这个刊名.
不认同中华民族而认为自己属于“台湾民族”的“南部文学”,鉴于戒严时期言论不自由,不能明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文学界》创刊时没有发刊词,也从未有过社论.南北文学最大的分歧本不是写实和现代主义之类创作方法上的不同,而是意识形态的分野,彼此对民族之辨析、国家之认同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局面.这“天南地北”的文学现象可从《文学台湾》叶石涛执笔的“卷头语”和每期由彭瑞金执笔的“编后记”,可以明确看出这一点.如叶石涛在第一期、第五期、第八期发表的“卷头语”,分别为《台湾小说的远景》《再论台湾小说的提升和净化》《没有土地,哪有文学?》.在第一篇“卷头语”中,叶石涛不轻易地亮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台湾应整合传统的、本土的、外来的各种文化价值体系,发展富于自主性的小说.”这里谈的是小说,其实是以小说代表整个台湾文学.所谓“自主性”,也就是“独立性”的另一种委婉说法.叶石涛不喜欢直来直去,而嗜好弯弯曲曲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他虽然在“中国”和“台湾”之间寻求平衡点,带有折中性质,可这种“欲说还休”的修辞手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说穿了,“自主性”是指台湾文学固然可以吸收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精华,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发展成既和日本文学不同、又和中国文学有异的“独立自主”的文学.为了建立这种“自主性”文学,自然不能满足于“乡土”“本土”之类,而必须努力建构“台湾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构架,尤其是要写出一部充满“台湾意识”的文学史,以和大陆学者所鼓吹的“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目前,台湾省的居民中,汉族约占97%,他们主要是明、清以来福建、广东两省移民的后代,大部分还保留着乡音,说明了台湾和祖国大陆有血缘关系”相抗衡,尤其是不被“基于地缘、史缘、血缘的关系,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三缘论”所慑服,以免“把台湾文学吞并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支”④.这里用的“吞并”一词,似有语病,因为台湾文学本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用不着“吞并”,而另有人倒是想将台湾文学“吞并”到日本文学里面.
“南部文学”不是铁板一块,里面有温和和激进路线之分.《文学界》据说是稿源不足其实是另有隐情于1988年2月停刊.过后的一年半,某些南部文人不甘心竖立起来的“南部文学”旗帜倒下,又在1991年10月创办了刊头上终于有“台湾”二字,并模仿日本人西川满主导的《文艺台湾》刊名的《文学台湾》.郑炯明、曾贵海、陈坤仑、彭瑞金这些或出钱或出力的作家,写作或出版之余全心投入人权、教权、环保、公民 等运动.他们决定摆脱《文学界》过于柔性的分离主义路线,以雄性的所谓“南部观点”对话“台北文学”——其实不是对话而是抗衡；从本质上来说,是在对抗“中国文学”,正如“南部文学”的发言人彭瑞金所说：
真正促使《文学界》的伙伴决定重出江湖的主因,还在于台湾文学的诠释权,我们不能禁止别人评论、讨论台湾文学,我们也无法阻止他人要怎样定位台湾文学,但我们身为台湾文学人,对于台湾文学的定义、定位,一定有自己的说法,正式（按：疑为“正是”之误）《文学台湾》现身江湖的最重要因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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