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千古风流王安石》：本论文为您写千古风流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陈金泉,江西临川人,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从事教职工作,现已退休.
我懵懵懂懂萌生写王安石的念头始于50多年前,那时我正在江西师范学院（今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生活在九百年前北宋的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无论今人、还是古人,对他倡导的新法聚讼纷纭.这让王安石饱受争议,但王安石永远是临川人的骄傲.我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这位临川先人,自然有种割舍不掉、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
当时我暗暗许了个愿—有一天要好好写一写王安石！1986年,南昌教育学院里那位很有侠气、很有能力的女党委书记江鑫,在班子里独排众议,把我调入南昌教育学院当中文教师,这对我写王安石起了大作用.南昌教育學院很小,堂堂中文系才十来位教师.然而,小有小的好处.我除了讲授《文学概论》外,还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公文写作》等课程.备课费时费事,却逼我读了许多书.特别是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我把中国古代文论、诗词、小说、戏曲以及中国古代典籍、历史书,乱七八糟读了个昏天黑地、不亦乐乎.大学评职称要论文,我写起文学评论,又读了不少西方美学理论以及世界名著.几年下来,自觉文史方面的学养较前有大的长进.
说来,叫人感到惊奇的是,南昌教育学院的小小图书馆里,史学方面的书不多,却竟有一套元代丞相脫脫主编的、廿四史中卷帙庞大的共计四十册的《宋史》.我大喜过望,感到这似乎是种天意,立即借了出来.
还愿的时候到了,2008年8月,我开始了以王安石为主人公的长篇纪实历史小说《千古风流—王安石与熙元变革》（以下简称《千》）的创作.
王安石的人品光风霁月,就连他的政敌也很景仰；他所倡导的新法是我国千年王朝时代无人可比的、了不起的经济改革,他竟然在九百年前就懂得用钱撬动生产发展.在这点上,王安石新法与现代金融政策可说是不谋而合.但当王安石及其倡导的新法作为美学载体进入小说世界,与作为史学载体的王安石及新法就不一样了,当然更与家谱不一样了.
王安石新法的成功,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被世人所认同.1944年,时任美国罗斯福政府副总统的华莱士来华访问,称王安石的“青苗法”对扭转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毋庸置疑,史学家和家谱修撰者对这点将浓墨重彩加以述评.我主观上不想迎合,只想写自己思考了很久的东西.因之,《千》的聚焦点仍落在王安石新法对宫廷官场、社会市井以及人的心理所带来的震荡上.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谁也改变不了这位中国古代改革家的宿命.为何而失败?我们应当做如何的历史反思?对王安石新法来说,皇权是很不可靠的.然而,作为掌握皇权的天子赵顼,是王安石新法有力的支持者,沒有这位天子的支持,王安石新法根本出不来,那就连失败的机会也沒有了.皇权是一种势力合成的气场.天子赵顼想大有作为,却畏天,更奈何不了两宫太后.当新法遇到难过的坎,赵顼就退缩了,王安石新法能不受到重挫吗?特别在赵顼驾崩后,皇权落到太皇太后高氏和司马光手上,王安石新法立即废了.
王朝官场是葬送王安石新法的最大推手.某种程度,王安石新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毀在贪暴的官吏手上.王朝子民的愚昧、对朝廷的敬畏和对官府衙门的奴从,也使得新法变形走样.王安石新法太超前了,失败成了它的宿命.就这样,本来无错、更无罪的王安石及其新法竟然不仅有错、且有罪起来.可悲乎?可叹乎?荒诞乎?
狄更斯《双城记》有段话：“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等”狄更斯说的是英国十九世纪的现实,却与王安石所处的时代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即便如此,谁也阻挡不住一股革旧创新动力,王安石的新法成也罢,败也罢,皆蕴含不可小觑的思想撬动力.
《千》作为长篇历史纪实小说,着力展现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以及同时代的司马光、苏轼、欧阳修、吕惠卿、曾布、苏辙、范纯仁、佛印禅师、太监李宪、边将种谔以及天子赵顼、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皇后向氏等众多历史人物的本来品貌,力图全方位展示北宋宫廷官场、社会习俗、边塞风光、以及各种世风世情,楬櫫王安石新法成与败、喜与忧及其引爆的波诡云谲的社会动荡.
作品主要人事不虚,众多次要人事无假,就是过场人和事也能在史料中找到根据；至于其间的河湟之战、女遮谷之役、永乐城之殇,都有据可查.《千》主要人物不只是王安石,还有司马光、苏轼.说来有趣的是,这三人都一心报效朝廷,想为民办好事,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但在新法中却成了冰炭不相容的陌路人.王安石与司马光曾是仁宗朝“嘉祐四友”中的挚友,暇日多会于僧坊,谈宴终日.然而,对信奉孔孟不言利的司马光来说,王安石的用钱撬动生产、富国强兵的新法,不啻是洪水猛兽.因之,司马光憎恶新法,与王安石成了死对头,终生未解.
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本都相互敬佩,在官场上很是左右逢源,但他却在王安石新法当红时反对新法,惹得王安石不高兴；后又在司马光恢复旧法时大唱反调,弄得司马光大为光火.左右的人都被他得罪了,苏轼的官总是当不上去.此外,王安石性子拗,苏轼,司马光同样拗.王安石拗得刚正,苏轼拗得一派天真,司马光则拗得有点叫人可怖.
三个拗人,就这么在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因一场经济变革拗在一起,演绎了一场说不清、理还乱的千古绝唱故事.三人都千古风流,却又都饱受争议,个中意蕴耐人揣摩、细品.
《千》要讲好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的故事,有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他们各自在学术与文学上的建树和活动.说来饶有趣味的是,他们的学术、文学活动在诸多方面与王安石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割舍不掉的联系,且都水融在他们的思想、行为、情感、性格之中.较之王安石和苏轼,司马光在诗文方面略逊一筹,但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却又是王安石、苏轼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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