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盘龙城正名》：该文是关于盘龙城正名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2017年12月2日,国家文物局宣布“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并授牌.这既是武汉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湖北乃至长江流域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件盛事.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叙介中国商史和商代文化史,不能不谈到“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源”盘龙城；讲述中国城市史与长江文明史,盘龙城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标本.盘龙城的考古成果雄辩地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长江则是中华民族的父亲江.
其实,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因为古代志书的体例包括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等内容,方志史料具有地域性、资料性、广泛性、连续性和真实性的特点.诸如,明嘉靖三十五年《黄陂县志》由黄陂县令李河图修、俞贡纂；清康熙五年《黄陂县志》由县令杨廷蕴主修.换言之,方志就是由地方官主修的一部地方的“小百科全书”.而且明、清《黄陂县志》之《山川·名迹》收录了盘龙城、作京城（又称捉鸡城）等古城胜迹.
说起来汗颜,我对盘龙城的探究是个“意外”.那是八十年代专科起点的成人高考,有一道关于盘龙城的考题,身处本乡本土的我,竟对它相见不相识,这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为了补上这一课,我即师从著名史学家皮明庥先生研习文史,先生在诲人不倦之余,还让我参加了一次盘龙城学术研讨会,幸会了“发现盘龙城第一人”蓝蔚先生,方知发现古城也是一次“意外”——
那是1954年武汉防汛起土时,于盘龙城处发现了一批文物,蓝蔚受命进行灾后文物普查时,从一张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湖北省陆地测量局实测的1∶50000军用地图上,发现标有“盘土城”和城墙的标志符号.于是,他与同事游少奇按图索骥,骑车来到武汉市郊黄陂县南的盘土城实地踏勘.经过步测城墙、绘制草图、拍照和文字记录等,凭着专业眼光,他们初步判断遗址属殷商时期城址.因此城名在国家正史中鲜有记载,故在1954-1962年间,文物部门均称它为“盘土城”,意即“城是土筑,其形为方盘”.
发现盘龙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等部门的张云鹏、俞伟超、李伯谦、李学勤、邹衡等著名考古专家的关注,他们自1963起先后到此进行了四次大型发掘、考察与研究.随着1975年4月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公开发表《盘龙城——长江中游商代城址的新发现》一文,让世人惊叹不已：这是一座商代早期的城址,打破了长江流域不在商文化范围之内的传统观念,还发掘了呈现“前朝后寝”格局的大型宫殿建筑群等当年是北大考古系学生的著名作家张承志在《诗的考古学》中如是说：“盘龙城是我参加过的实习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到了柱基出土那天,大家都要疯了.那种兴奋,外行人不能想象.测绳一拉,提起探铲,隔两米五打下去,铛、铛、铛,下面是一块石头,铛、铛、铛,又是一块石头,表土一揭,掀开就清楚了,一座二里岗宫殿出来了！”
盘龙城创造的辉煌青铜文化震惊世人,不难想象,当年铸剑之铺,其声铮铮；土窑制陶,妙趣横生；玉雕作坊,异彩纷呈.其中,这里出土的长达九十四厘米的大玉戈,通高八十五厘米、口径五十五厘米的青铜圆腹大鼎,以及雕花钺形器等,都是中国文物的极品.由于盘龙城是迄今唯一可以与河南安阳古城媲美的古城,因此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牛津大学的东方学知名教授罗森夫人、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张光直等纷纷前往盘龙城探幽.我赴台北故宫交流时,对方接待人员听说我来自盘龙城地区,在惊叹之余不断地打听盘龙城的前世今生.
地名是文化的载体,也承载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中国地名的命名,包括方位、形态、事态、山水、人物等多种命名方法,那么这座古城遗址到底是叫“盘土城”,还是“盘龙城”呢?笔者经过一番探究,认为那张民国地图标识的盘土城名称并不准确.因为商代城址均为土城,仅称土城不能彰显盘龙城的形胜.而该城址由盘龙湖三面环抱,犹一弯皓月抱蛟龙,龙以水生,相得益彰,依湖定名是順理成章之事,这也许就是自1963年起,专家们将“盘土城”更名为“盘龙城”之故吧.在当时史料匮乏的情况下,如此定名“盘龙城”,虽为“臆断”,也在情理之中.
最早查证史料记载“盘龙城”者是皮明庥先生.皮公在《武汉通史》中写道,最早图文并茂地描述盘龙城见之于清同治七年（1868）黄陂《张氏宗谱》.《张氏宗谱》云：“宋元鼎革之际,吾祖德一公携弟国四公,由江右饶州余干迁徙楚黄陂,落住陂南盘龙城.”在张氏家谱上,还附有一张地形图,详细地描绘有盘龙城的四个城门,以及东边的盘龙湖和西北的护城山.
“九州之图,掌于地官.”随着自己知识与资料的积累,我反复琢磨《礼记》中的这八个字,觉得意味深长.这里的“地官”是古代官名,《周礼》分设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官,后世沿而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周王的直辖地区有六乡六遂,郊内为“乡”,是“国人”居住的地域；郊外为“遂”,为“野人”居住之地.“地官”主掌邦教,以司徒为长官,属下各官有乡师（每三乡共乡师二人,掌教育行政,并监督乡以下各级行政长官处理政务）、乡老（掌六乡教化,每二乡由三公一人兼任.在朝称“三公”,在乡谓之“乡老”）、乡大夫（执掌乡政教禁令）、遂人（掌管六遂的土地和人民）、遂师（佐遂人掌管政令戒禁）、遂大夫（一遂之长,掌管政令）等.按照今天的话说,一国之正史来源于与地方长官主持编纂的人文地理与方志史料,或出自熟悉地方人文地理的长官与专家学者之手.我从中得到启示：既然《张氏宗谱》中称,盘龙城在宋末元初即有图文记载,想必古代《黄陂县志》也应有记载.我爬梳现存最早的明代嘉靖版《黄陂县志》后,果然得到了印证.于是,我在《无陂不成镇》一书中首次披露,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黄陂县志》卷上之《山川·名迹》篇,上面写道：“盘龙城在县西五十里.”清康熙五年（1666）、同治十年（1871）版《黄陂县志》不仅沿用嘉靖志之说,还标有城址的方位图.最近著名史学家严昌洪先生题签的新著《武汉历史文化概貌》一书,也介绍了同治十年版《黄陂县志》标明“盘龙城”的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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