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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综艺节目迎来“2015大爆炸时代”,四大卫视近乎全面布局各种类型的电视真人秀节目,让观众们眼花缭乱,真人秀节目为何这般如火如荼?明星们又为何放下身段挤破头地拼谁更接地气?
继“2014十大现象级电视综艺”节目之后,中国电视综艺节目迎来“2015大爆炸时代”.特别是进入第二季度以来,无论是王牌综艺节目的强势回归,还是新节目的上线首播,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群殴”之战已在所难免.第二季度,四大卫视集体发力,纷纷布局多档电视综艺节目.
截至目前,湖南卫视推出两档,分别为军旅真人秀节目《真正男子汉》、旅行真人秀节目《花儿与少年》（第二季）；浙江卫视开出三档,分别为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第二季）、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回来了》（第二季）、生存类真人秀节目《出发吧,爱情》；东方卫视排出三档,分别为旅行真人秀节目《花样姐姐》、喜剧类真人秀节目《欢乐喜剧人》、才艺类选秀节目《妈妈咪呀》（第三季）；江苏卫视则是强势排出六档,分别为美食竞技真人秀节目《星厨驾到》（第二季）、户外真人秀节目《前往世界的尽头》、脱口秀节目《世界青年说》、室内竞技真人秀节目《为她而战》、明星恋爱真人秀节目《我们相爱吧》、观点脱口秀节目《一票难求》.
仅四大卫视就有数量如此之多的电视综艺节目,一时间密集呈现在电视屏幕之上,想必观众们也甚是觉得眼花缭乱.虽然我们常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是共性来看,当前中国电视观众还是很好真人秀（Reality TV）这口儿的,不然四大卫视也不至于近乎全面布局各种类型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了.那么,问题就来了,真人秀节目为何这般如火如荼?又为何明星也好,百姓也罢,都要挤破脑袋上真人秀节目?
观察
根本原因大概有如下两个：一是对媒介仪式的崇拜,二是对名流文化的认同与共享.
当前,真人秀这一节目形态,大致可区分为明星真人秀与平民真人秀（即选秀）两种形式.对于明星真人秀而言,马克·安觉杰维克（Andrejevic, M.）认为,揭露名人私生活的细节能够使他们“去神秘化”；而对于平民真人秀,约书亚·梅罗维茨（Meyrowitz, J.）认为,普通人站到媒体的聚光灯下希望获得知名度,但越是频繁出现就越是表现其平凡的一面.两位学者所言不无道理,但是归纳起来讲,世人对真人秀节目的偏爱,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与其对于媒介仪式的崇拜是大有关联的.
“媒介仪式”的首倡,是由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在其专著《媒介仪式：一种批评的路径》中论述的.他认为,媒介仪式是指“围绕与媒体相关的关键类别和边界组织起来的、形式化的行为,该行为的实施能够架构或意味着其与更广泛的、与媒介有关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所谓的“关键类别和边界”,主要表现在“在媒介内/地位较高”与“在媒介外/地位较低”的区分和对立；所谓的“与媒介有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媒介是社会‘中心’的切入点”.
在真人秀节目中的人,明星也好,平民也罢,他们在媒介的空间里炫耀自己的某些本色,这种行为极容易获得权威或公知的认可,其分量自然大于任何框架以外的东西；与此同时,真人秀节目证明,媒介能行使目击者的功能,使得人们愿意敞开心扉,向大众袒露其生活细节,通过媒介仪式化行为,他们的宣示以浓缩的形式获得社会的确认,甚至走到“社会中心”中去.
以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和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这两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为例,其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它们分属于明星真人秀节目与平民真人秀节目,但是它们的相似之处实则有许多.仅从媒介仪式维度来说,所有的参赛者、工作人员以及演播室内外的观众都因这场仪式化的视听盛宴聚合到一起,经历听音乐、听故事、用心感受,继而打分排名、认同评价等一整套的仪式化行为下来.且不论参赛者的社会认可度最终如何,单就参与本身的社会影响力而言,置于媒介平台之上的仪式化表演自然是要比偏安一隅的街头卖唱要强得太多.在这一点上,对于《中国好声音》的大多数参赛者（即平民）而言,可能这只是一次难得的由“媒介外”进入到“媒介内”的尝试而已,而对于其中的佼佼者可能就是一次改变人生、切入到“社会中心”的跨越；但是对于《我是歌手》的参赛者（即明星）而言,他们可是深谙媒介仪式的老炮、好手,自然了解如何在“媒介内”保持优势地位,即便是被边缘化的过气明星也能再次通过媒介被带回到“社会中心”.
评论
真人秀节目的风行首先是源自对媒介仪式的崇拜.于媒介何以成为仪式,上节中已有论断.但是,请不要忽略“崇拜”这个词,它有“尊崇奉拜”、“尊重敬佩”之意,本质上可归结为一种文化认同.如此说来,对真人秀媒介仪式的崇拜,实质上也就是对于真人秀节目的文化认同.这种推论巧妙地与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相吻合,即“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由此,在共享意义的层面上,可以这样认为,传播是文化的传播,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和文化获得了一种同一性.而对于这样一个最高境界——文化世界的探寻,实质上就是对于“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建构与维系,“它关涉人们观察和解释世界、组织自身、指导行为、提升和丰富生活的种种方式,以及如何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对此,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真人秀节目当中,无论是明星一族还是普通大众,“他们上镜的呼唤在此得到承认”.他们在“看见名流时,或向后退,或向前拥；名流出场前,他们原地不动等待,看见名流进场时向前拥,以凸显他们跨越的边界”.如此生动的描述,鲜明地体现出了当前这个社会对于媒介仪式崇拜的文化本因所在,即公众对于一种叫作“名流文化”的认同与共享.这种共享意义就在于“名流文化通过仪式化过程运行：以标记区分一个人为建构的群体（“名人”或“媒介人”）和另一个群体（普通人）”.
在此,同样以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和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这两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为例：在《我是歌手》中大放异彩的马来西亚籍女歌手茜拉,在参与该节目前并不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即便她曾经参加过东方卫视的《声动亚洲》音乐节目并最终获得冠军,即便她曾经代表马来西亚文艺界人士向*主席献歌并获得高度评价,然而真正使得茜拉进入到“媒体化的社会中心”,正是在该节目中与整个华人地区的音乐名流们同台竞技与身份媲美；《中国好声音》自不必多说,三季节目以来不仅带来了数量之多的好声音,标配了众多感人肺腑的好故事,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中的佼佼者华丽地实现了从普通人到名人的大众转变,如吴莫愁、李琦、张碧晨等,普通人渴望一夜成名就是对名流文化最好的阐释.由此,苏·柯林斯（Collins, S.）的观点“真人秀电视节目是名人文化的加速器”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作者来自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编辑：周春燕 179724189@qq.com）
真人秀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真人秀节目为何这么火为关于真人秀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真人秀的利弊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