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伟丈夫真小人还是伪君子》：本文关于伪君子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一、荆生：一位惹是生非的“英雄”
文言与白话之争,即将走过一个世纪的纠结.而在这一纠结中,最令人揪心的当数思想史上那个亦真亦幻“伟丈夫”的出现.这里的“伟丈夫”即是一九一九年那个多事之春林纾小说中的一个正面人物.随着 《荆生》 主人翁“伟丈夫”的问世,笔墨官司一波三折、好不热闹.尤其是对“伟丈夫”之伟岸、光明、刚直气概的质疑,堪称悬念团团、疑窦层层：渺小、幽暗、诡异竟成了“这一个”的代名词.在“文言”那里,荆生是主人隐喻的所向披靡的“矛”；在“白话”那里,这个“伟丈夫”则成为授人以柄之“盾”.当事人何以“言必称”荆生?话不投机的双方又为何动辄拿“伟丈夫”说事儿?或许,在被缥缈意象缠绕的话语争夺背后,还会有妙不可言的思想史玄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重新还原那场历史虚惊并梳理“荆生”的前世今生,就有着值得期待的留白.
“伟丈夫”的看点之所以远远超出文白之争本身,是因为 《荆生》文本给读者尤其是给对手留足了“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 诠释的空间：尽管“误读”（misreading） 是对文本唯一可信的解读,但无法避免的是,作者一旦给出“语词”,那就只能任由读者想象并赋予“意义”了（[意]安贝托·艾柯：《诠释与历史》,见 《诠释与过度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版,24—25页）.这一切,对超功利的文本来说无关紧要,然而一旦用诸急功近利影射、图解之应用性文本,往往就会险象丛生,甚至将作者置于意想不到的节操、道义天平上拷问.就林纾及其 《荆生》 的遭遇来看,尽管文本发表后读者不免有“过度诠释”的“误读”嫌疑,但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是：别人信不信无关紧要,“新青年派”同人则是怀揣宁信其有的心态进行联想的.回到小说本身就事论事,荆生本是一位乱云飞渡时代的英雄豪杰,可一旦将文本的形象与现实中的威权人物挂起钩来,就平添了一层节外生枝的象征寓意,而且这“一节”已非得过且过的“小节”,而是非同小可的“大节”.
就其象征意义而言,这把用来当作杀手锏的“锏”充满了具有反讽意味的悲情意识：在对手那里,它却被换算成了用以反戈一击的馈赠武器,锏是反向刺过来的,假如这“伟丈夫”真实有效,那它恰恰反被刺中,误伤的却是自家.如此看来,如果事情真如“新青年派”同人想象的那样,那林纾越位就犯了思想论争的大忌.说其晚节不保不为过分.因为这一不按规则出牌的犯规好像当代拳王不择手段的“咬耳朵”,颇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自残味道.
二、林纾：不识时务的“俊杰”
惹是生非的英雄荆生出世后,作者就算摊上大事了.这样说吧,从这一“手制的偶像”横空出世后,功成名就、本来可以颐养天年的林纾在有生之年就再也没有安泰过.事情还要从历史现场中的两个准当事人的两篇忆旧小文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旧两派的代言人还曾耿耿于怀、不忘初心,在上海的一家小报上唇枪舌剑、分庭抗礼.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的 《亦报》上署名“十山翁”的 《蠡叟与荆生》 一文以武断的口气说“荆生则是他的靠山徐树铮”.这“十山翁”不是别人,正乃当年“新青年派”阵营中的名将周作人.鉴于这一“枝节”不如其他,不可以“小节”并论,因此识得轻重的林纾子弟张厚载 （豂子） 便以一端大事照应.或许是避当年与林纾的师生亲情之嫌吧,张厚载的为贤者讳采用了一种“曲线救‘师’”之逶迤幽径.在张厚载那里,除对林老师以“恶札”《荆生》 《妖梦》“丑诋”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不乏微词之外,独对“十山翁”加之于老师的“荆生影射徐树铮”（“希望用武人的力量来维持礼教摧残言论”） 不以为然,并以“稍近周纳”为由开出“老先生自喻”的单子为恩师辩护.借助“余苍”之口来避重就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余苍乃是活跃于文坛报界,与张友鸾、张恨水合稱为“三个徽骆驼”的张慧剑.张豂子后来之所以将这几篇翻案性的忆旧短文收录于 《歌舞春秋》 这本几乎可以说“风马牛”的论著中,足见“余苍”的二传手“口述史”正乃张厚载斡旋、运筹帷幄之功 （余苍：《林纾与张厚载》,载 《亦报》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参见张豂子：《歌舞春秋》,广益书局一九五一年版）.就此而论,在只能以不了了之了结的今天,在识时务与不识时务之间还有更为让人挂碍的吊诡：一九二〇年秋,北洋政府教育部一纸公文将白话文推上课堂.
不必讳言,《荆生》 是围剿“新青年派”的文本.问题在于,林纾攻讦新文化运动的文字、文章、文本非常之多,就以小说影射“新青年派”人物的姊妹篇 《荆生》 《妖梦》 而言,后者比前者还要刻薄、暴戾、狠毒得多.何以新派偏偏与荆生冤家路窄,从头到尾揪住这根“辫子”不放?这一情形很像鲁迅 《阿Q正传》 中阿Q与小D打架的场景：新派揪住对方的辫子往外拉,旧派则护住自己的辫子往回拉.本来,荆生只是冷不防半路上杀出来的一个来去无影、名不见经传的大侠,也可以讲是小说中煽风点火的人物,可新派闻风而动,即使有捕风捉影之嫌也要倾力为其“树碑立传”,以期达到遗臭万年的目的.
如同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林纾背着他炮制的“伟丈夫”荆生的恶名恐怕一时难以洗清.一生爱惜羽毛的林纾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名节、声誉偏偏栽在了对手不断放大的污点上.其实,作为著名翻译家的林纾自己早就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起码能够理解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转嫁.事实上,文本作家引火烧身的例子在中外文坛上都不乏其人.美国散文家霍姆士在《早餐桌上的*者》中论及自己回避创作小说的原因时一脸苦笑但也不乏诙谐,杨绛先生则会意其初衷道：“霍姆士只顾虑到写小说会暴露自己的秘密.但是,写小说的人还得为他虚构的故事蒙受不白之冤,这一点,霍姆士却没有想到.”（《事实—故事—真实：读小说漫论之一》,载 《文学评论》 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的确,人物故事尽管纯属虚构,但读者总能从其蛛丝马迹中分析出微言大义.而且一旦作为活生生的“马甲”套上去,那作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解套撇清了.
回头看看,那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发表于上海 《新申报》的 《荆生》 不过两页,全文也就一千二百字.作品主题鲜明—— 矛头直指“新青年派”的反孔（伦常）、倡文（白话）；结构清晰—— 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来路不明的狄莫三人锵锵于陶然亭游,“约为兄弟,力掊孔子”.能文善武的荆生挟带一把“重十八斤”的“铜简”（乃鞭类兵器,通“锏”） 破门而入、拔刀相向.正是这位作者誉为“须眉伟然”的“伟丈夫”仗义执言将三人打得抱头鼠窜.文字一经发表,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新归自美洲的善哲学的狄莫便有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的对号入座.既然被丑诋者都有被影射者一一接替,那么叱咤风云、威震一时的“伟丈夫”荆生也就自然而然地让人产生联想并嫁接.“荆生”一度被引渡为“小徐”在新派那里几乎是众口一词、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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