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农民合作社功能嵌入和村治模式改良》：这是一篇与合作社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村治模式改良既关系到乡村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也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研究证实乡村善治的基础是对社区经济资源的有效掌控；利用经济资源为农业社区提供优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业社区治理优化的保证；短期内实现合作社和村两委领导者职能重叠,达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供给同步,可以降低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成效；中长期内赋予农民合作社更多综合性服务功能,使其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同时为农业社区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乡村治理良性运作.
关键词：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社会化服务；村治模式；综合性服务
中图分类号：F30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6-0050-09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就地“兼业”、外出“务工”以及异地“永久性转移”等方式正完成着农业人口非农化就业,实现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农业规模化[1].农村精英的流失以及基层政权治理权力的弱化[2],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乡村治理失位等后续问题频发[3].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均离不开农村基层管理机制创新和乡村治理模式改良.
2015年 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以创新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来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完善和创新农村基层管理服务体系,形成以合作和互惠为保证、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复合式”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因此“村治模式”改良的目标可以归纳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生活状态的协同优化,实现政权系统、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互促,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和优质的乡村治理环境.
当前农村社区内集体资产积累难以满足日渐增多的农村社区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社会化服务需求,村集体、内生性农村经济组织（合作社、家庭农场）、外来型经济组织（公司）、小农户对农村内部资源的博弈,是农村治理矛盾产生的诱因；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赋予合作社更多的综合性服务功能（针对农产品供应链的生产性服务和针对社区发展的公益性服务）,是实现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为社区治理服务的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有益尝试.短期内,实现合作社和村基层管理架构的融合,有助于实现社区经济资源向治理服务的有效投入,降低乡村治理的组织成本和提升基层管理效率.中长期看,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促使其在金融、农业生产、乡村基层管理以及社区文化事业中提供社会化服务,使之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善治同步发展的重要平台.
本文的研究路径为：（1）通过农村基层治理历史变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契合这两个维度的文献综述,论证在乡村社区权威性治理和经济资源的缺失情况下,单一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机构难以担负起农业可持续发展、乡村善治的现实要求.（2）提出促进农民合作社建设和农村基层管理机构在乡村治理层面实现功能互补,赋予合作社更多综合性服务功能,为农村社区建设、农产品全产业链构建提供优质的社会化服务,将成为乡村治理和农业发展的突破口的理论观点.（3）多个典型案例比较分析.（4）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乡村基层管理形成契合的可行性和发展路径.
一、文献综述
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演进过程中,国家通常“国家-宗族-家庭”三方来实现乡村治理,借助“宗族”等力量形成的“乡村精英”团体来维持农村稳定,并实现将上级权威机构的信息向基层有效传递[4].在相对传统和封闭的中国农村,其基本特性表现为：（1）以农业生产为主,形成相对自给自足的产业布局[5]；（2）农业基本生产单位是以家庭经营为代表的小农生产[6]；（3）以家族或宗族按照“长幼有序,疏不间亲”的基本格局维系农业社区权威管理的基本结构[7]；（4）以乡绅、宗族为权威形成对村庄公共资源的占有和分配[8,9]；（5）生产要素在封闭的农村社区内自我循环；（6）社会结构简单,成员同质性强；（7）相同职业、相同文化传承和相似生活方式的村民组成熟人社会圈,传统习俗和血缘关系对其社会控制具有重大影响力[10].
宗族内的权威人士（乡绅）通过对村庄中行为人的“搭便车”行为进行惩罚,并且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意识中,成为维护功能性机构运转的制度基础[11].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村治理的主要途径是借助乡绅宗族势力,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和社区服务的综合管理和服务供给[12].群众的普遍认同可以有效降低村庄内部运营成本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乡村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求[13,14].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时期党和政府通过全面改造农村社区的基层架构,依靠党政对乡村社会的直接介入和管理,彻底摧毁了原有“亦官亦民”性质的村庄自治局面,形成了“党政一体”的乡村一级权力体系[15,16].农村制度内精英全面取代传统农村乡绅和宗族首领的作用,乡村原有的非政府组织被全面排挤出乡土社会[17].农村非正式组织逐渐为政治制度化组织所取代,组织化生活呈现出单一性特征,形成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形态下制度内精英集团治理局面[18],乡村治理的组织活力被人为地抑制[18].行政力量加大对农村基层的权力渗透,通过对乡村社会的强力管控,其目的在于推行统购统销,限制农村劳动力盲目向城市流动,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方式实现农业剩余价值向城市转移,完成工业化改造[19].高度组织化的农村社区,实现对农村内部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高度整合,使得乡村基层管理组织成本较少,可以较容易地控制乡村内可支配经济资源的用度.在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依靠政府动员并通过集体化体制严格控制,完成许多类似大中型水利兴修、防洪抗旱和水土改良等劳动密集型公共产品投资项目[20,21].政府对乡村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严格控制,将乡村基层组织完全纳入正式政府机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绩效[22].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村传统规范缺失、市场规范未能有效建立的现实约束下,农村出现了公共产品供给缺失、农业社区建设失位等系列问题[23].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改善乡村治理环境,成为农村政策顶层设计的主要方向之一.贺雪峰以及徐勇、项继权的研究将乡村管理失位原因归结为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权威性资源和物质性资源的流失[23, 24],进而会导致村民自治陷入“权力-资源”缺失困境[25].
合作社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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