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蛇纽银印镇馆之宝》：本论文可用于蛇纽银论文范文参考下载，蛇纽银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中国的印章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商代殷墟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印章.在出土的中国古代印章中有一种蛇纽印,这类印章造型奇特、数量稀少,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1984年5月,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乐东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在本县进行乡镇文物调查时,于志仲区潭培乡（今志仲镇潭培村）村民那里发现了这枚“朱庐执刲”印章（见图）,并对该件文物进行了征集.经文物部门专业人员初步判断,认为应是一枚汉代印章[1].印为银质,呈正方形,厚0.8、边长2.4、通高1.9厘米.印纽近似兽首蛇身形,头部微微上扬,通体布鳞,尾部作须纹,呈曲身爬行状,无穿,高1.1厘米.印面自左而右铸刻阴文篆体白文“朱庐执刲”四字,印文工整严谨.1994年2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史树青先生应邀赴海南省进行文物鉴定.在对“朱庐执刲”银印鉴定后认为这是真品,年代是在西汉时期,这对研究海南古代历史地理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西汉“执刲”印目前全国仅发现二枚,另一枚印是在1975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的西汉墓葬,该印文暂释作“劳阜执刲”或“劳邑执刲”.该印为蛇纽琥珀印,通高2.1、边长2.3厘米[2].二枚西汉“执刲”印在大小、形制上基本相同.
西汉时,印章有“通官印方寸大小”之制,而汉制一寸约合今2.35厘米.我国发现西汉及新莽朝的官印边长多在2.1-2.7厘米之间,其中以2.3-2.4厘米较多见.云南石寨山汉墓发现的“滇王之印”,边长2.4、高1.8厘米.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20枚印中,共有19枚印的边长不超过2.4厘米.“朱庐执刲”银印边长2.4厘米,其尺寸正符合西汉官印之制.“朱庐执刲”印的印文四字为小篆体,阴文（白文）铸刻,无“田字格”,这也体现出西汉时兴起的白文无边的印章特色.秦代方印印面文字多加“田字格”,长方印（半通印）多加“日”字,印文多白文凿款为特点,“方中寓圆,做到自然风趣”.西汉早期仍有少数印沿袭秦制,如“文帝行玺”“景苍令印”等皆做田字格,而“帝印”“赵眛”等印作倒“日”字格行,已不是秦印的长方形.据此推断,“朱庐执刲”印的年代当晚于南越王墓出土之印.“朱庐执刲”印文四字虽属秦篆,但文字工整,浑厚凝重,笔力丰满圆转,与秦末汉初印文笔画较细、苍劲古朴的风格是有一定区别的.
“朱庐执刲”印文四字从字面上分析,有两层含义,其中“朱庐”是地名,“执刲”是爵位名.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执刲”是一种官爵名称.“执刲”又可称作“执圭”或者“执刲”.据史籍记载,当时圭是古代贵族朝聘祭祀时手里拿的上尖下方的玉器,又被称作“玉圭”.《周礼·春官·典瑞》曰：“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等”.由此可见执圭是由诸侯觐见天子演变而来的,作为爵名大约始于春秋,到楚国时执圭已为十分流行.《说文解字》注：“等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词源》中执圭条被解释为“春秋时诸侯爵位名,以圭赐给功臣,使持朝见,因称执圭”,后流行于战国.西汉“高祖初起,官爵皆从楚制”,到了西汉中晚期这一爵名才逐渐消失.
我国古代封爵当始于西周,是象征社会地位和物質待遇的一种尊号,大多根据血缘亲疏和功劳大小来授予.在西周分封的爵位上,有“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的爵禄制；至春秋战国之际,爵位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除沿用以往血缘亲疏封爵的旧制外,又出现了可以按照军功、职位、才能授爵的新制.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变法改革,纷纷提出以军功爵位取代旧贵族世袭的爵位制,故楚国也设立有功授爵制度.按照楚国的规定,只有身居高位的功臣、列田百顷的功臣、覆军杀将破城战功显赫的人才可以获得执圭的爵位.如封为“上执珪”“侯伯执珪”者,其地位“以朝位比之”,或“位比附庸”,即相当于小国小城的君主.可见,获得执圭这一爵位的官员地位是很高的.
我国历代官印皆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书同文”的前提下开始规范印章制度.秦朝明确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玺”,用玉制作.其余的印章统一称“印”,用铜制作.到了汉代印章制度做到到进一步完善,汉武帝时期明确规定了官印的等级制度.《汉旧仪》云：“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皆以武都泥封之.皇后同之.”又云：“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玺,各服所好.”又谓：“丞相列侯将军金银紫緺绶；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緺绶,皆龟纽；其断狱者,印为章也.”《汉旧仪》上卷补遗云：“皇太子金银龟纽,诸侯王印黄金槖驼纽,文曰玺.” “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纽,文曰章.”“御史大夫、匈奴单于黄金印,橐驼纽,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纽,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纽,文曰章；二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就是说俸禄相当于二千石者朝廷才授予银制印章.
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在基本平定北疆匈奴边患之后,国力日渐强盛.到西汉武帝元鼎年间,经过多年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趋稳定,生产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此时,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控制,派出使者抚定南越,后因南越国丞相吕嘉反对内属汉王朝而反叛,汉元鼎六年（前111）,遂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汉兵及楼船水兵十万人征讨岭南.在平定吕嘉之乱和统一了岭南地区后[3],于汉元封元年（前110）,汉王朝以其地分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珠崖、儋耳两郡即设置于海南岛上[4].《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合浦徐闻入海,做到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
西汉王朝为加强对海南岛的统治,派遣官吏在儋耳、珠崖两郡进行管理.但这些汉吏大肆搜刮岛上的奇珍异宝,进行了疯狂的欺压和奴役,使民众难以维持生计,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黎族先民被迫进行以抗之.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动摇了汉王朝政权在海南岛的统治,不得不仓促调整在海南岛的行政管理机构,分别于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和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先后罢废儋耳郡和珠崖郡.此后,仅另置朱卢县,属合浦郡管辖,以便“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5].《汉书·地理志》载：“合浦郡等属交州,（领）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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