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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3000米的刚果维龙加火山群上,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先生又穿了同样的衣服,在同一处低矮的树干上蹲着,像过去的十几天一样,尽量显得像一根木桩.离他不远处是一群山地大猩猩,它们开始还对他抱有警惕,一段日子过去,大猩猩的眼神已经变成—“哦这个东西又来了”.他感觉时机成熟了,开始坦然坐在那儿.
这是野外生物学家夏勒最享受的一刻—静静地观察它们.1959年的这次经历让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野外研究大猩猩的人.此前,人们凭想象认为它们非常凶残.但那次观察中,一只带着孩子的母猩猩慢慢爬到夏勒旁边的树干上,和他蹲在一起,他看见了母猩猩的眼睛,一双有着迷人褐色和温柔神情的眼睛,就像人类一样.
夏勒今年83岁了,当他坐在北京一家酒店说到母猩猩“美丽的眼睛”时,他灰色透明的眼睛微张,就像看到了什么神秘而美丽的东西.采访前几周他还在藏北高原上,和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团队一起进行雪豹调查,他们看到了一次雪豹和很多次岩羊,记录它们的数量和位置,估计该区域的生态环境.
等待,并耐心记录各种事实,是他过往60多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黄金年代,1950年代到20世纪末,人类刚刚将大象、美洲豹作为研究焦点.重要的荒野遗迹尚存,一处是坦桑尼亚的塞伦盖提大草原和林地—在那里,乔治和妻子及两个幼子曾生活了3年,研究山地大猩猩.另一处是中国西藏的羌塘高原,生活着藏羚羊、藏野驴、野耗牛—他将20年光阴倾注在这片土地上.他的研究遍及大熊猫、美洲豹、非洲狮、雪豹、藏羚羊等多次打破野生动物研究空白,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野外动物学家之一”.
夏勒觉得“野性生物学家”一词能更确切地描述他.他需要像倒时差一样消化回到城市后的冲击.他不喜欢城市,车辆吵死了,过马路时需要左顾右盼,就像为了穿越青藏公路慌张四顾的藏羚羊.他不用手机,对不停更新换代的产品“不需要”.
而进入野外,各种鸟鸣以及野兽的叫声让他感到平静.跟动物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要容易,动物“更加诚实”,“更加平和”,那些能通过表情判断出情绪的动物都不必害怕.一次他感觉背后树叶窸窣的声音,回头发现一米之外一只老虎正在盯着他.他将脸慢慢转回避免注视它,过了一会儿老虎走开了.另一次他撞上了一头硕大的熊,他让自己一动不动,熊转身离去.他将这归结于“动物极大的宽容”.
“真正的危险总是来自人的.”他讨厌把“自然”称为“自然资源”,这让它听起来就像一种“可以买卖或丢弃的商品”,而不是真正出于爱的珍惜.WCS工作人员卞晓星记得夏勒少见的一次暴怒,当时有工作人员为了拍出清晰照片惊扰了冬季好不容易找到草地正在食草的大群野耗牛.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揭露西方沙图什披肩和猎杀青藏高原藏羚羊之间关联的人,此前,售卖者一直声称是藏民捡藏羚羊蜕下的毛绒而不是猎杀.
他对野生动物的情感,往往带有共情的洞悉.他曾在书里这样记述一只15个月大的雌狮的第一次捕猎,“它没有吃猎物,只是坐在尸体旁,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情.在这个重要时刻,它将童年抛在了身后,开始全面参与狮群事务,但它的训练阶段还远没有结束”.
尽管动物保护是社会、政治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但似乎没人比他更合适站出来了.他最了解野生动物的滑坡式处境.他的工作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不再花数年研究一个物种,而是为保护动物及其栖息地—荒野之地而呼吁.
“夏勒博士不是一个单纯的研究者”,和他密切共事过的WCS亚洲项目主任康霭黎说.普通研究者的工作常仅限于在研究报告最后写上建议,但夏勒会将这些建议发给政府,并通过试点验证合理性.康霭黎用“先锋性”来形容夏勒,在他出版的十几本书里,相当一部分是科普类,“需要有人用更加美丽、更加简单的方式把保护的事情说给更多人听”.
夏勒总是尽可能多地参加讲座和接受采访,因为相信“只有人们真心对它有感觉的时候,科学才能派上用场”.他愿意不厌其烦地讲述有趣的经历：比如一次他等待一只被麻醉的豹子苏醒时睡着了,倒在豹子松软的身上,当他醒来,豹子正好奇地看着他.
当他意识到“就算未来正在遭受威胁,人们还是不愿意改变”,他试着更努力地去沟通.卞晓星说.在考察当地一些官员的酒局上,人们一个个上来敬酒,夏勒会和善地把酒喝掉.跟当地居民的聚会拖得很晚时,卞晓星偷偷提醒他如果太累可以借口离席,他回答,不,要表达友好.他也学会了一些更容易被政府接受的交流方式,比如在公开场合表扬当地政府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同时指出问题.
环境破坏永远不会停止,但夏勒信仰一种超越科学的理想：帮助那些荒野碎片永存.“在这里,我们能体验到生命平静的律动,重新感觉到自己属于自然世界.”在他看来,荒野是一种心境.未来的人们应该有“瞥见大自然落日余晖的权利”.
他至今依然采用一种“老派”的研究方式：常驻动物活动的区域,观察记录.一个小本,一只望远镜和GPS定位几乎是他的全部研究工具.每天回到驻地,他会第一时间整理收集来的数据.这不是一些研究机构愿意花力气做的事,因为获取基础信息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只有当这些数据被建入模型,计算出结果,才能进入顶尖学术杂志成为科学成果.这也导致基础数据的缺失,一些研究者“为了统计而统计”.对此他不屑一顾,“我从来不相信那些所谓新潮的统计学方法,难道漂亮的公式就能告诉你看不见的山背后有多少只岩羊吗?”
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研究的外国人,第一个进入刚果研究山地大猩猩的人,为什么总是夏勒成为第一个?曾和他共事多年的学者刘大牛给出的原因是,“简单”的追求.一个地方之所以无人进入,往往是因为需要克服太多阻力,其中有的来自政治.进入印度研究时,夏勒曾被嫉妒他的人为国际特工,调查者检查了他本子上的每一句话,可是除了科研记录什么也没发现.这种“简单”帮他赢得了更多的信任,也成为某种保护,让他轻易躲过扰乱,进入宁静之地.
与动物之间的亲密感,令他愉悦和满足.在人迹罕至的羌塘高原,很多动物从来没有见过人.一次,夏勒遇见了一只狼,狼走过来了,它望向夏勒,又走开了,平行地保持距离.他们走了几百米,对视了一会儿,最后狼走上了山丘,消失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被它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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