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康乾盛世税收制度文化诱因》：这篇康乾盛世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清朝初中期税收制度的得当运用,以及其中的税收思想、税收心理等文化因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促使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经济社会逐渐复苏和发展,对满清政权迅速崛起和稳固,社会相对繁荣而形成康乾盛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应借鉴康乾盛世税收制度文化的经验,改进和完善适应新时期发展的税收制度,在全社会培养和形成依法纳税和主动护税协税的良好税收氛围,促进国家政权稳固和民生改善.
关键词： 康乾盛世；税收制度文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2-0076-04
税收制度文化是指税收制度方面形成的行为成果和意识形态.其往往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综观清代康乾盛世的形成过程即可见一斑.对于税收在康乾盛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邓亦兵(2003)［1］、郭松义(1982)、戴辉(2007）［2］对清前期税收制度和具体实行情况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李华(1979）、彭雨新(1979）对清初的赋税册籍制度进行了梳理,分析了顺治、康熙、雍正期间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和作用;日本专家川胜守(1980）对清代赋役制度的确立和政权统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王成伯(1995）对清代的赋税思想和税收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不同时代赋税思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陈光焱(2002)［3］,阐述了清代康乾盛世同税制改革密切相关,认为税制改革成功进行是盛世出现的重要条件,而税制改革顺利进行离不开当时有利的历史背景,两者互为条件,密不可分.以上研究让人们对税收在清代前期社会发展和康乾盛世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探讨税收制度文化对康乾盛世形成的影响,则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康乾盛世不仅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而且还蕴藏着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那段时期包括税收制度文化在内的文化状况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有益启示,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
一、清代初中期税收制度文化的突出作用
明朝末年,地处辽东一隅的少数民族满族异军突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从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部族（即使在顺治元年（1644年）攻进北京时满族人丁也只有20万人左右）,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神话般地基本征服和统一了有几千万汉人和其他人种的中国,建立并迅速巩固了强大的清王朝.在人数、地域、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满清,顺应时势,在政治、军事、法律、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等各方面都采取了有利于其政权统治的政策和措施,从而迅速战胜各方势力,在战乱破败的旧山河上确立和强化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使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经济社会逐渐复苏和发展,并走向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当中,税收制度的得当运用,以及其中的税收思想、税收心理等文化因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满清政权迅速崛起和稳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满清政权主要在以下方面充分运用税收制度文化这个利器：
（一）取消三饷等加派收买人心.
和明朝末年矿监税使四处抢掠剔脂刮髓、三饷加派驱民起义的苛政相比,满清政权更懂得如何收服人心.清军打进关内后不久即迁都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于迁都之前就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宣布取消明末各项加派.旨曰： “等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等”这一令旨无疑给惨遭明王朝蹂躏的百姓传递了结束苛政、清明吏治、体贴民间疾苦的善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皇帝福临在开国大典登基诏书中重申：“地亩钱粮俱照前朝（即明万历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①此后,满清顺治一朝又以皇帝的名义屡下有关废除明末加派的谕旨,前后多达十余次.这既反映出废除明末加派在具体实施当中的相当难度,更体现了清初统治者欲通过贯彻轻徭薄赋治税思想和政策,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百姓休生养息和政权稳固的目的.
虽然蠲免三饷加派等的诏书在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实行,不少地方为多筹钱粮仍按明末赋役征银的办法征收,但总的来说老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对缓解民众对满清政权的抵触情绪,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较明显的作用.而且,通过实施减轻税收负担的多项措施,将满清政权的赋税思想和执政理念潜移默化地灌输到老百姓的头脑当中,有利于培养民众顺从和合作的税收心理,形成较好的依法纳税意识.
（二）改进税收管理以保证满清政权财力需求
清初统治者意识到,要稳定政权,光靠军事镇压和横征暴敛不能长久,必须整顿和改革赋役体制,建立一套适用的赋税制度以确保统治的财力需要.因此采取了以下税收管理措施：
1.汇编《赋役全书》,重定赋额.清政府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汇编的《赋役全书》,其基本原则是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则例为准,重新编定一条鞭银.同时,另立了《黄册》和《鱼鳞图册》.相互参照,构成了一个较完备的赋役登记体系.
2.普遍采取归户制度.即由一户较大的户或德高望重的户牵头,若干较小的户归入其名下,由大家集体评定各户的税负,并由官府认定,纳税时由牵头户组织汇总将税粮交到官府.这种方法税负比较公平和透明,有利于相互监督,纳税成本的负担也较为合理.
3.将服务和催收作为专门的税收制度加以贯彻落实.清初中期官府不仅须将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以告示的形式张贴在官衙前,还大力推行“易知由单”制度①.即官府在征税之前一个月,先将列有税率、应纳钱粮及欠交钱粮数等的便民易知由单（即纳税通知单）发给纳税户,我们现行的一些便民税收服务措施和这种做法很相似,既通告了税收事项又起到了催收税款的作用.
4.加强内部监控,防止私派滥征.纳税户按便民易知由单上所列款项按期完纳之后,发给“截票”,亦称“串票”.官府钱粮入库时,在“截票”中间盖以钤印,就印字中分为两联,
官民各持其半.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一步改变催征方式,改由单制为滚单制,每里以五户至十户为一单位,限用一滚单,单上注明纳税人姓名、应纳税额等,先给首名,依次滚催,不允许里长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地方官吏私派滥征.
（三）推行较完善的一条鞭法促进经济发展和税收稳定增长
清初,沿用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征收田赋,把部分丁银摊向地亩征派,但不彻底,弊端较多.康熙年间,实行赋役制度改革,固定了丁银,宣布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其后又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完成了赋役合一的改革,使税负和产业和负担能力挂钩,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垦荒和耕种面积,促进人口的自由迁徙,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促进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集镇的发展和繁荣,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在税收史和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实行摊丁入地以后,国家税收大幅提高,财政状况显著好转,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田赋银即达到2444万两,比清初的顺治七年（1650年）财政总收入1485万两多收959万两,此外并征粮473万余石.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国库库存银达5000万两.人民的安居和生产的发展加速了人口增长,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全国人丁数为1913万,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人口增为2462万,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即增加到3.01亿［4］.
康乾盛世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康乾盛世税收制度文化诱因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康乾盛世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历史上公认的四大盛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