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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环球笔记范文 科目:毕业论文 202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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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共赢主义”

在新近一期的《人民论坛》上,胡鞍钢发文就中国为何能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发表看法.

胡鞍钢说,中国倡导的“共赢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二十一世纪人类共同进步的必然选择.从五百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引发了世界的大变局、大发展、大进步,但是也先后经历了殖*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和霸权主义时代,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才有可能进入“共赢主义”时代.

为什么中国提倡“共赢主义”?中国曾是这三大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决定了中国不会扮演殖民者、帝国主义者和全球霸主的角色.不仅中国人民是受害者,世界各国人民也是受害者,这些恃强凌弱国家的人民同样是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因如此,中国更加珍惜世界和平发展,公开主张互利共赢.

胡鞍钢说,中国领导人倡导“共赢主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历届领导人外交方针、方略之大成,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开放性,自古就具有“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文化基因,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一系列对外讲话之中.

中国如何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共赢主义”?为此,*创造性地倡议“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恰恰源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弘扬古丝绸之路互学互鉴、和睦共处的精神.“一带一路”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推进对外合作的战略构想和总体布局,为整个欧亚大陆共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它是中国对外开放之路,更是中国与沿线各国互利共赢之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世界大国中带头倡导“共赢主义”,敢于公开向全世界宣示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因为1978年之后的几十年国际和平环境为中国经济起飞、迅速崛起创造了难得的“天时地利”,对外开放又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更是全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必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那么,中国“共赢主义”的目标及内涵是什么呢?胡鞍钢认为,“共赢主义”的核心目标和宗旨就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打造和谐世界,即“大同世界”.它有如下内涵:第一,“共赢主义”的主题就是和平发展.这是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各国最大的公益性产品;第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第三,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第四,共同应对全球非传统共同挑战;第五,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第六,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第七,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第八,全面贡献人类发展.

胡鞍钢说,当今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经历了殖*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霸权主义时代,人类发展都为此付出了无数的代价.正是在经历了实践的检验、时代的检验、历史的检验,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共赢主义”时代是人类和平发展、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领导人带头倡导“共赢主义”,不仅是基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基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和谐世界(大同世界)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基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而且也是基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

(廖述务)

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变

新近一期的《人民论坛》刊载了于建嵘的文章,就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发表了看法.

于建嵘说,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治理体制也经历了由人民公社向“乡政村治”模式的转变.除了社会整体的变迁之外,农民的个体生命历程也将面临着代际更替.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从学校直接出来进入打工市场的,他们对农村并不了解,也没有务农的技术和经验,他们的农民身份更多是户籍意义而非产业意义上的.因此,第二代农民工与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对农村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不愿回到农村去安家立业,他们有完全不同于父辈的社会诉求.在此情形下,乡村社会治理将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转变:

其一,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各级党政组织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一元”主体.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推进,乡村各级党政组织不再是单一的治理主体,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团体、村庄精英、农民群众都逐渐在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其治理应是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大部分50后、60后习惯于将基层政权和村治组织看作是无所不管的“一元”治理主体;作为新生代的80后、90后,很多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再加上出外打工经历,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都比他们的父辈要高,对于基层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没有父辈那种敬畏,也不习惯之前那种党政组织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治理模式,却更倾向于认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平等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

不过,当前基层党政组织依然是“一家独大”的重要主体.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对此,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不但要重视共青团、妇联等准政治类的组织以及经济合作社等经济类的正规组织建设,还要关注人民调解、公共卫生、治安保卫等群众组织的建设,更要给予宗族组织、宗教组织、文化组织等“天然”社区组织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还原农村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另一方面,需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基层治理智慧,比如倡导乡贤文化的复兴与重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更多的新乡贤,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来.

其二,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由管制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

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多采用行政管制的方式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逐渐被架空,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不断衰弱,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农业税费改革之后.村治组织的状况也大体如此,村民自治制度名实分离,不能有效回应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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