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几则旧闻看媒体现状》：本文是一篇关于旧闻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一、 媒体和现实
2007年9月,有两条新闻值得关注,一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莅校演讲,引起美国群众的不同反响；一是缅甸军政府向游行 群众开枪,打死了包括一名日本记者在内的七个人.从这两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可以看出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复杂性.
对于是否邀请内贾德演讲及其和 的关系,等等,体现在媒体上的美国群众意见分歧颇大,其中相当大的因素是政治立场分歧所致.据说,在美国政府和纽约市有关部门拒绝接受内贾德赴“9·11”现场进行凭悼活动后,哥伦比亚大学还是坚持让内贾德到学校演讲.
据说,哥大校长为了减轻舆论压力,在内贾德演讲前,特意把伊朗的“恶行”数落了一遍,而且还说内贾德是一个度量小而且残酷的总统之类“坏话”（也只有美国人才干得出这种当面说人坏话的事）.而内贾德则说校长这番介绍是不礼貌的待客之道,然后也把美国政府及总统批评了一番.还是据说,演讲之后,伊朗国内的媒体报道,内贾德总统在哥伦比亚大学如何义正辞严地批判美国,又宣扬了伊朗如何伟大光荣和正确,以致现场听众起立鼓掌数次,云云.
日本学者清水几太郎曾提出一个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拷贝的支配”的社会,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扩大,人们和大多数重要的“实物”不可能保持实际接触,要了解它们只能依靠传媒提供的第二手信息——拷贝.因此,人们往往把拷贝当作实物本身,在利润和宣传动机驱使下,大量地制造这种拷贝成为大众媒体的产业支柱.
“拷贝”理论不仅指出了现代信息的二手性,而且也道出了现代人对于媒体的被动性、依赖性,这种依赖几乎是和生俱来的,因为媒体本身就是一种介质（麦克卢汉则进一步,说媒体也是一种信息）,起一种 作用.因此,传媒对现代人隐形的暴力是主动“嵌入”式的,或叫麻醉作用,作为个体的现代人在这个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是很被动的,除了全盘照单接收,几乎无能为力.
而某些办报的“政治家”则往往秉持一种反“拷贝”的理论：舆论监督要讲究时机.即,在某些时候 新闻可以不要做,在某些时段可以放弃舆论监督.从这样的说法里,一方面可以窥视到当下传媒自由的限度,另一方面也说出了在某种现实语境下,人对于传媒的主动性（任意性）.当然,这个“人”已经不是上述的作为传播对象的读者,而是传媒的控制者了.
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是缅甸的新闻.据香港电视新闻报道,2007年9月,缅甸的僧人发起游行,群众加入,军政府终于开枪.而由于不太明确的原因（电缆之类故障）,所以缅甸的互联网服务已中断,邮件无法收发.而军政府不久前认为,和游行 相关的消息报道主要是透过互联网.不仅是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受到影响,而且连一名在现场采访的日本记者也 ,军政府说他是被流弹击中,但画面所见是被一名军人近距离射杀.
在传媒被这种或那种带着主观目的的外力挟持的环境下（已非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传播工具）,有几个基本问题仍然值得一问：媒体的目的是什么?所传播的都是真实的吗?必须是真实的吗?真实即好吗?媒体需要自由吗?自由的限度在哪里?自由能导致真实吗?
纷纷扰扰,这就是现实中的媒体,也是媒体中的现实；隐隐约约,媒体和这个世界互为倒影（拷贝）.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能亲身感知的现实只是相当有限的局部,而对于多数新闻事件来说,他们注定只能是缺席者,只能被动地依赖传媒的“拷贝”；而传媒的主动性也并非完全自主自由,当然也受到这种或那种因素的制约,由此构成当下现实的传播生态.
二、信仰和尽职
2008年8月香港某大楼发生火灾,有两个消防员在救火时殉职,其中一个是因为把氧气罩让给被救的市民而献身的.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在读报时发了一句感慨,大致说这要在大陆,就是奋不顾身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但在如今的香港,共产主义精神应该不是了,应该是什么精神?
中国的新闻界如今仍然是依照惯性运作的旧体制,有许多数十年照搬的惯性思维、惯性用语,也不管最终传播效果如何,不管受众信不信烦不烦,主其事者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招数,只能套用老皇历,传媒从业者过一日算一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懒得动那个脑筋,反正一切照旧,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大而化之,这也是整个社会的现状,谁还较真讲究什么精神呢?
在集体记忆里,我们似乎曾经有过一个讲信仰讲精神的年代.而由我的直接经验以及间接得来的印象,对此并不敢十分肯定.何为信仰?何为精神?精神即非物质非实在,上升到信仰,就是无条件地相信和崇拜,行事为人以之为标准为参照为依归,不得违悖,不仅为之倾心献心,而且可以为之献身,并且不因时因地而改变.比如,信仰上帝,比如信仰共产主义,等等.
在同一天的凤凰卫视上,“口述历史”栏目专访了彭德怀的侄女彭钢.彭德怀是为中国 屡建战功的十大元帅之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却被打为“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反革命”分子,“ ”中惨死于北京301医院.“ ”倒台, 复出,彭德怀冤屈得申,准备开一个平反的追悼会,但彭钢发现悼词中没有提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问题.彭钢找到王震,王震说：喔,你真是动了脑筋了！然后把这个意见反映给 , 说,现在还有人反对给彭德怀平反,能平反就先平反吧,至于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一事,留待以后再解决吧.
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简单地说,叫实在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中的俊杰.
在中国,所谓的信仰、理想,往往都是写在书上的,是给读书的人看的,而读书的人一般都被称为“书生”.在老托派郑超麟的回忆录中,巴黎时代的 还只是一个喜欢顽笑的少年,和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大哥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连在发展党员的时候还不列入考虑人选之列.这样的一个 才是真实的 . “ ”中, 三起三落,写了很多检讨书,甚至写保证书“永不翻案”,但后来那么多呼风唤雨的人都烟消云散了,却只有他笑到了最后.改革开放后在解决许多国际国内问题的时候,也展示了他务求实效的特点.这就是搞政治的人所需要的品质,也是政治本身性质的内在要求,在政治游戏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口号再堂皇有什么用?理想、信仰只是梁山好汉们招兵买马时高挂的那面“替天行道”的旗帜,到了“天”变成“天子”的时候,“聚义厅”最终不免为了招安的现实需要易名为“忠义堂”.
旧闻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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