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蔡元培构建教育决策制度的尝试》：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蔡元培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他在对教育理论研究和丰富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教育决策制度——评议会和教授会,大凡国家和各省教育大政方针均由评议会、教授会议决,然后讨诸实施.他所构建的教育决策制度及其实施,本质上是教授治校、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探索,是我国现代“教育独立”思想的一次实践,是使教育行政与学术相结合理想的践履,是以学术改变教育行政官僚腐败气息的努力.
[关键词] 蔡元培；决策；评议会；教授会；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4-0097-10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1912年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再次出任教育行政首脑——大学院院长,其间还担任过一些学校的董事和创办人等.他在教育方面的任职时间都不长,却给所执掌的机构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带来石破天惊般的影响.蔡元培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功绩卓著,除了他具有独到的眼光和理念外,就是他构建了教育决策的机制.
一
蔡元培出身于商賈之家,年少时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随后出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长补翰林院编修,如此少年得志者无论在浙江还是全国并不多见.他虽然是传统士人出身,走的却不是同一条发展之路.
一般士人以点翰林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而蔡元培则信仰教育,以为中国非教育无以救国,非人才无以救国.当戊戌六君子的杨锐极力拉拢蔡元培时,他婉拒了.他对罗家伦说：“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罢.”[1] 98-99从此走上了兴学育才以救国的道路.后来,到绍兴府中学堂当校长,赴南洋公学任教,主持爱国女学,等等,投身于教育救国、人才救国的行动中.
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校长时,蔡元培已经提出了学校公器,校长不得擅权的思想.学堂督办徐树兰要求他将1900年正月廿一日的上谕“恭录而悬诸学堂”,是为了避免麻烦灾祸.这个上谕是清廷在戊戌变法后对同情变法、昌言维新人士的恫吓,要求“京师管学大臣、各省抚学政：凡有教士之责者,务令宣明圣学,等慎选生徒,等其或内行不修,乡评不洽,放言高论,气质嚣张,沾染康梁恶习者,严斥而痛惩之” [2].他给徐树兰发了辞职函,说“元培所理者,学堂而已.学堂者,绍兴之公事也,非元培一人所得而蟠据也”.这不是他本人的私人物品,个人也不能在学堂擅权自作主张.他采取了三十六计之上计——“辞总理之责而已” [3] 93.
辞校长职后,蔡元培于1900年3月撰《上皇帝书》,向皇帝坦陈自己“大惑不解者三,不白之而不快”.他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本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者,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彼股主者出资本以为公司办事之费,而总办之支应,分办之廉俸,皆于是取给焉.”[2] 99在这里,他将国家与公司作比,将天子比作公司总裁,天子与臣民的关系,犹如公司总裁与股民的关系.总裁尊重股民,因为总裁受股民的委托实现股民的愿景.他在这里将国家、社会、学校比作大型的工商业组织,具有现代决策的观念,反对视股民如草芥,反对“公司”决策违背“股民”意愿,反对“公司”总裁独断专行.蔡元培《上皇帝书》中用“土生土长”的决策思想对违背决策制度的清廷提出了质疑.估计《上皇帝书》没有送达,否则,张之洞一定要斥之为立论“荒谬”,可能就没有了以后“翰林学士”出国留学之事.
在南洋公学和中国教育会期间,蔡元培试行了决策制度——评议会制.在他起草的《中国教育会章程》（13章52条）,“会员”章中提及设有评议会,“会员有个之意见.只可提出于开会时会议,不得于未经议决之事有单独之动作”.“总理为评议员议会之议长,等干事、书记、会计亦参预评议员议会事”[3] 238.1916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在法国成立华法教育会,所通过的《华法教育会大纲》也有评议会之设.但评议会制度并不完备,对评议会的职责权限、任期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看作蔡元培决策制度的萌芽.
正在蔡元培“所图皆不成,意颇倦时”,适1907年6月孙宝琦出任驻德国公使,蔡元培经人关说,愿在驻德使馆中任一职,以便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30两,供给他作学费.商务印书馆也同他订约,每月送编辑费100元.他在申请报告《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说：“编修蔡元培为以自费游学德国,等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弗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中,亦以德国行之最先.等职现已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2] 393-394
蔡元培初入柏林一年,次年迁居莱比锡,在莱比锡大学听课3年.对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课程,他向来对哲学比较有兴趣,到德国后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范围缩小一点,便着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研究.后又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并在课余延请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蔡元培在德国4年的半佣半读生活,对西方文化教育科学知识有了广泛的涉猎与研究,“对他以后从事进步的文化教育事业及参加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4] 41. “二次革命”后,蔡元培再次赴欧洲留学,由德国而法国,在法国对文化、艺术和科学尤所关注.两次留学的经历,使蔡元培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决策的思想.
第一,欧洲大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对蔡元培深刻的影响.学术自由是指大学教师享有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大学自治是指机构本身不受外来干涉而具有的自我管理的权限,教授治校是指大学教授具有决定大学学科专业发展、管理学校事务而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权限.这些为德国和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所继承,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学术自由思想的提出以及永久的警戒保护它的需要,可能是中世纪大学史上最宝贵的特征之一.”[5] 65加拿大学者许美德也说：“大学一旦失去自治和成为教会或国家的卫道士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它的高水平的学术地位和可贵的社会批评职能.”[6] 167尽管蔡元培没有直接论述到两国学术自由的情况,但在他长北京大学和执掌大学区制改革中,却处处都可以看到这一传统对他的影响.
蔡元培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蔡元培构建教育决策制度的尝试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蔡元培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蔡元培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