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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命名论文范文资料 与快乐,拥有,命名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命名范文 科目:硕士论文 202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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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普通的文学理论与文学阐释都不可避免失效了.每一个文本及文本家族(family of texts)都设定了条件,文本或文本家族在这些条件下以某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被阅读.有时阅读的方法受制于文本的内在性质,有时受制于围绕文本的有效信息.这应是显而易见的.

不管在欧洲思想或中国思想中,学者们都追求放之天下而皆准的学说.阐释学或其他思想流派中确实存在可靠的普世学说.问题在于:这些普世学说在某些时段以及某些文本系统中比在其他时段及文本系统中能产生更多有趣的内容.尽管这些普世学说被阐述得很清晰了,但当我们观照历史时,就会发现这些学说脱离了文本及文化作品,而对这些文本及作品的解释正是由这些学说来支撑的.如果海德格尔只有中世纪的绘画,而不是梵高的作品,那么他关于鞋子以及艺术存在理论的哲学论述可能会大不一样.

这是一种激进的历史主义的论调.我拥有的是文化产品的历史结构.并且,历史的精确度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对几乎每一篇古文进行系年,甚至可以精确到月、日;我们也可以对大部分诗歌进行类似的准确系年工作.但是对于词,除了那些偶有小序的词,如苏东坡的很多作品,很难加以系年——除了与作家生平联系起来.“理论”是普世原理的表象,它以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形式呈现;它是归纳性的,故在本质上,它又具有强烈的历史性.

11世纪及12世纪初,新的作品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文人圈子中流传,他们彼此熟悉.在这个圈子中,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阅读彼此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文本与其他文本彼此相关.这就产生了一个话语的共同体,引导我们用某种方法去阅读这些文本.

这种阅读模式在阅读《诗经》时是无效的,阅读建安文学时也几乎无效,这时仅有极少的作品可以根据之前的文本加以准确地系年.但中国文学的另一端,即浩如烟海的清代文学,我们则拥有过多杂乱无章的上下文(context),不但有当时人的作品,而且还有前人作品的重印本,以及易得的前代文学作品.在北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某些文本——包括本文讨论过的大部分文本——在文人圈中是广为人知的.在清代,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不再能确定哪些文本已被阅读过——当时人写的作品实在太多了;我们也不能确定,如果这些作品被读过,那么它们又能否被记住.于是,研究清代文学,我们经常以前代的文学经典作为理解的语境.

正像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特别是包弼德(Peter Bol)、傅君劢(Michael Fuller)的研究所指出的,宋代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在1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迎来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即初期的道学.新兴的道学不光有一群思想家,还表现了当时思想氛围的一个新转折,在此种思想氛围中,士大夫的言行都要受到其道德内涵的检视.我们在11世纪中叶的古文中见到这种转向,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内在的形式以想象的“客”的形式出现,他对从前的立场提出道德批判;外在的形式以友善的解释者出现,他和蔼地解释了好友提出的质疑论点.

道学并不是笼罩着这些文本的唯一外在力量.有关拥有或“有”的有趣话题涉及日益成长的商业世界以及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并不匹配的结合.高端的话语与商业世界的隔离,是文学精英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名人随手写下的手札可以卖到可观的价钱,或者一篇关于园林的古文会使游客愿意掏腰包一览其胜,在这样的世界中,文化与商业之间的严格鸿沟很难再守住了.讨论物的价值、买卖与估价潜进了精英的话语,而且俯拾皆是.

连接过去

在11世纪,士大夫阶层固定的话语文体存在于作家们试图弥合新兴的宋代文化与古典价值观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更大范围内,区别于词、笔记、诗话、尺牍这些北宋刚出现或充分定型的次要文体,我们可以称刚成立的精英士大夫文体为“古典文学”.

对我们这些后世读者而言,试图与过去保持一致或相似,常常只会显出这些宋代文人与前代有多么的不同.在一则题跋(这也是一种新兴的、不是太精英的文体)中,苏东坡有两句名言:“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渊明东方有一士后》)这种关于身份的说明只是提醒我们,陶渊明与苏东坡是多么不同.也许最深刻的差异是,尽管陶渊明也以多位古人为榜样,但他绝不会说:“我即某,某即我.”这种差异定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

中国学者早已注意到,《六一居士传》与它的前身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有着斩不断的联系.与前代文本的产生紧密联系常常让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前后文本间的差异上.欧阳修将陶渊明作为得意而乐的榜样,他希望自己也“像”陶渊明;但基本说来,我们最想比拟的人常常就是我们不像的人.

在阅读技巧中,我们精确对比两位作者发出某种声音时所用的方法;我们寻找某位作者忽略,而另一位作者独有的东西.正如我们上文所见的,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欧阳修在《六一居士传》中都说自己喜好读书、饮酒,但怎么用文字表达这些欢愉,两者的对比还是引人注目的.能够欣赏陶渊明所表现的五柳先生的自得其乐很容易,但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作价值判断,对比是要帮助我们理解新的价值观,以及新的价值观如何从过去得到合法性.价值观多有冲突——对某些人来说,自发的快乐是瞬间的;对另一些人来说,财富已经带来快乐并能预期未来的快乐——而且价值观只能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欧阳修经常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伟大的原因.

价值观冲突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表现有限的修辞中.欧阳修给自己取的新号告诉我们,他有五件单独的物,这等于是说他只有这五物.但我们检视这五个“一”时,它们却表现出丰盛而非有限.欧阳修对自己的拥有如此之富感到骄傲,但他想表现得像陶渊明,而陶几乎是一无所有.这两种都是欧阳修真实的价值观,它们无法得到调和,除非通过这种巧妙的命名,而这意味着同时肯定这两种价值观.同样,他一方面“逃名”,另一方面又使他的名声更响,就像文中的“客”告诉他的.这就又有了两种矛盾的价值观,它们只能通过文本共存.

欧阳修也让他文中的“客”处理“身外之物”的问题.在帝国体制中,欧阳修因他的官位而得名,从官位上退休之后,又因其珍贵的*而得名.这两种皆是稳定的结构,欧阳修能够在其中安身立命.欧阳修恰当地比较了这两种身外之物,其中一个使他痛苦不堪,另一个则使他愉悦万分.这不是一种优雅的哲学解脱,但它却有普世的价值.然而到了1070年,从拥有物中获得愉悦开始蒙上道德猜忌的阴影,这使得欧阳修年轻的朋友苏东坡要著文辩护,为何这位老居士确实是“有道”的,而非只拥有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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