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章学诚新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其意图》：本论文为您写章学诚新史学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 章学诚生活在乾嘉盛世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并在《文史通义》中充分表现出面对社会政教危机的忧患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章学诚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理清他改革旧史学、重新为传统知识谱系奠基的逻辑理路和为帝王政教树立规范的总体意图.
【关键词】 章学诚；文史通义；道器合一；六经皆史；新史学
“文史通义”不由让人想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的大手笔.后者敢言“普通”,前者敢言“通义”,足见抱负之大.《释通》篇云：“《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章学诚盛推《史记》那样的通史撰述,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是他的理想.
钱穆先生认为,《原道》三篇最显章氏史学精义,[1]论证抽象,形而上学的味道很浓.我认为《原道》可以算作《文史通义》一书的思想基础.因为如果没有“道器不分”的命题,“六经皆史”的论断就没有根基.
章学诚认为,道是事物及秩序所以生成的原因,但“道”本身却不可见,甚至是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认识的：
“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原道上》）
甚至不可言说：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原道中》）
不由让人想起康德先验感性论的基本观点：物自体不可被认识,我们只能凭感性认识事物的显像,用知性把握其表象.在章学诚那里,道自身呈现在一种逐渐向人们显现的过程中：
“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原道上》）
再具体讲,“一阴一阳,道也”（《原道下》）.人们只能从阴阳变化的痕迹来反求“道”.所谓的“器”,就是阴阳变化、人伦日用、六艺政典等等实实在在的自然现象、人事与制度,舍此不能言理.而这反求的任务就落在了圣人身上.圣人的所作所为只能合于道而不能去创制道,好像圣人是那些历史特意拣选之人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原道中》）
可见“述而不作”就是后世圣人继承先王政典的最佳态度.可是问题来了,既然道不能被认识而只能從阴阳之迹推求,作者或圣人们又何以信誓旦旦地认为“道”一定存在?章学诚给了 一个很模糊的回答：
“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等”（《原道上》）
“不得不然之势”说明作者感受到了几千年的历史中有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似乎成为必然,那就是“道”.它还决定着“长幼尊卑”“作君作师”等等社会现象.在清中叶,章学诚可能缺乏文明比较的眼光,所以这些“不得不然之势”的说法就有了文明内部循环论证的嫌疑,但在这里不能深究.
以上条理了“道器不分”的内涵.接下来,章学诚要论证“六经即器”的观点.清初大儒王船山、顾亭林都将经学尤其是“六经”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意在回归原初正统,改换学风以救时弊.章学诚显然也受到影响.根据“由器见道”的理路,必须论证“六经为器”才能使“道器合一”观获得神圣典籍的支持.
在《原道中》里作者逐个说明六经切于人伦日用之常,并且它们是先王政教典章,也就是先王治道的掌故,是可以效法的实事.所以由六经可以见道,而且六经体现了最完备的道.三代以后,由于道术分裂,百家竞起,纷纷呶呶,“道”便支离破碎了.作者再次运用了“其势有然也”（《原道下》）来论证古代的道属于器,后儒应该“即器求道”（同前）.正是这涵义颇为神秘的“势”让六经和最完备的道停留在了三代,古代便具有了规范现代的最高权威.后世的人们,必须辛勤探究义理,追溯周、孔之道,方能“累译而通”（同前）.
经过以上梳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就好理解了.史事记录了人伦日用之常与实事,有助于杜绝离事言道的弊病,又向我们展现出道的现象与踪迹,也即不离道之“器”.但不能简单地把“史”理解为“器”,否则毫无必要单拈出“史”这个字来.其中有何玄机?
乍看“六经皆史”这个命题,似乎章学诚要把经学拉低,变成史学之一部.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仔细推敲.该命题是《文史通义》开篇首句,为什么是第一句,而且还在《易教》中?先看看《易教》本身.在《易教中》里,作者从文字学与易经义理角度论证了易经是“王者改制之巨典”.但这仍不足以说明为何易经而非别的五经可以排头.《易教下》给了答案：“象”是卦与爻符表现出的形象,可以效法天地万物,从而助人推原“道”.《诗》的比兴,《春秋》的义例,《周礼》的六官,都是“象”的应用,又以易经最为典型 .[2]这也是六经所以能载道的原理.但“先王政典”毕竟只是类似于文字记注,不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它能否发挥“器”的作用还是让人怀疑.《易教》则正好阐发了“先王政典”的作用机理,凸显了六经之于政典独特的重要性.那么“六经皆史”放在开头,无非要暗示“史”借由“六经”而与“政典”存在着密切联系,而政典是先王行政教的事迹,是“器”,是义理的反面,和记言记事之“史”在本质上相通.正是这种联系,章学诚笔下的“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或史学.
这一点怎么讲呢?我们不能仅从史学家的角度认识章学诚,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校雠学家,著有《校雠通义》.有目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校雠学的重要分支,目录学的图书分类功能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章氏首次明确提出校雠学的目的和任务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阐大义”“宣明大道” .[3]从此,校雠学也成为了传载微言大义的工具.
从章氏校雠学的角度看,“六经皆史”便不再是个简单的归类,而是宣告一种新史学的诞生.它的功用等同于先王政典,凡有助于经世的学问文章一并可以纳入.章氏援六经入史还可以抬高新史学身价.自《隋书·经籍志》以来,“经史子集”的分类只能算是二级的目录学划分,一级划分只能是“先王政教之学”与“非先王政教之学”.这种新史学将会给知识重新确立秩序,划分高下等级（可以类比近代科学与哲学上升的过程）.所以,改造旧史学的品质在所难免.
章学诚新史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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