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不是民族的就很难是世界的》：本文是一篇关于民族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文学的“民族形式”最不好谈,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文学不像音乐与绘画,是极其抽象的,所以只能通过阅读得到一种这方面的感觉,或者是这方面的感受,比如,读阿城的《棋王》,你会觉得这篇小说有极强的民族意味.而有些人的小说你就觉得像是翻译小说.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不是民族的就很难是世界的.这句话还可以这么说：“不是你自己的,就不可能是更多人的！”
说来好笑,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用英文写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汉语读本倒是从英文读本转过来的.但我认为最具中国气派的长篇小说就是《京华烟云》.说到长篇小说,我常想我们为什么非要写长篇,惟一的解释是内容太多,不写长篇无法把话讲完.而长篇小说与中短篇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那恐怕还在一个长度上.写小说,时空长度是一个大问题,跨度五十年或跨度六十年,对作家而言都是个考验.就时空的长度而言,中国古典长篇的时空观念是极其模糊的.说到长篇小说的“时空长度”问题,一时不知难倒多少人！我佩服《百年孤独》的道理就在这里,它在处理时空长度上是一个奇迹.古典小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比较好解决,古典小说在写作上的“写意性”可以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比如《红楼梦》,你就不能细细地去给书中的人物排年表,如果你认真起来,便会发现有许多麻烦.《*梅》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古典长篇在写作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写意性”,是意为先,时空倒在其次,所以说,读中国的传统长篇小说得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方法.就像是我们中国的许多导演把《聊斋》与《西游记》搬上荧屏,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十分别扭,因为他们在方法上出了大错,一部魔怪小说却偏偏要用现实主义导演手法去处理.你怎么能把这件事弄好！
说到长篇小说,我真是十分佩服那些古典作家,四大古典名著且不说,只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镜花缘》等等,内容那么丰富,而且,你可以很自由地对待这些书,无论从什么地方开个头都能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古典长篇是大集装箱,大箱子里有许多小箱子,你无论打开哪个小箱子里边都有很好看的东西.而现代长篇小说就办不到,可以说现代长篇小说的写法中断了中国传统长篇写作手法.汪曾祺先生,我觉得他的小说,还有他的散文,就十分有中国气派.孙犁先生也是如此,他们的小说都有散文化的倾向,叙事极其从容散淡且多用白描,静止的心理描写几乎没有,是对“民族形式”的最好继承.
写小说和写旧体诗不一样,但大可以借鉴旧体诗的写作方法,含蓄、跳脱、意在言外.如“松下问童子”问什么?没说；“言师采药去”,去什么地方?没说；“只在此山中”,在山中什么地方?没说.虽然没说,但第二句都暗暗说明了诗中的人物在问什么,另一个人在回答什么?在写法上是含蓄与跳脱的典范.读汪曾祺的小说,你会很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小说在暗里与中国古典文学上气脉的相连,他的小说“民族意味”特别浓.赵树理、汪曾祺、阿城、贾平凹、孙犁都是“民族形式”感很强的作家.我在写作上也比较注意这些,从语言到细节的选择,情景的安排,人物的情趣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有一种形式上的美感.生活有美感吗?生活的形式上的美感其实最强,只不过是日渐消亡,比如我的近作《比邻》,记录了许多正在消亡和已经消亡的我们民族的生活的形式上的东西,所以这篇东西让人读来就会被触动.
我认为“民族形式”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然后才是小说层面上的.唐诗、宋词、元曲、话本小说肯定是民族形式最突出的文本,而我们的现代小说好像只能在精神气象上继承这一点.这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东西,但这问题被一再提出是件好事,就像“新文人画”被人们一再重重提起,对重审和发扬中国的民族意味和民族形式有着无限功德.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民族的,也才能够是世界的！
民族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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