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宪政和中国政治》：本论文可用于宪政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宪政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宪政作为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植根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废除腐朽的封建专制思想,维护崇尚自由的政治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发国家发展政治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模式,但是,西方的宪政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发展模式,政治的探索要依据国情寻找有效可行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式,走社会主义之路实现现代化,展示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优越性,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后发国家提供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
[关键词]宪政；政治模式；中国的政治发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宪政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环境,形成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环境之中.宪政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其定义都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宪政是在宪法的范围内实施政.认为宪政是“立宪政体”以宪法为中心的政治.有的认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1
作为一种政治模式,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选择了宪政来实现政治,西方的宪政理论传入到实施宪政的尝试,历经波折,充满了争议.百年来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断探索救国之路,面临社会变革,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来救中国,历史实践证明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道路并不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内在的决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才是正确的道路.
一、旧中国的宪政之路
1840年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国门,处于封建时代晚期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下,为了救亡图存,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逐渐的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向西方的学习从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向政治制度的学习逐渐深入,这样一个过程.宪政作为西方的理论移植到了中国,西方的宪政理论在旧中国的实践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宪政模式的实践.
1.1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君主立宪制
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面对社会变革,接受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的要求,接受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开始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政治的首次尝试,开始了君主立宪制的宪政模式探索.清光绪帝颁布了定国是诏,遭到了守旧派的反对扼杀,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君主立宪制模式的探索仍在继续1908年清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从宪法的高度来保障君主立宪,从形式上体现出来宪法对君权的制约,深受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思想,天赋人权思想影响,以至于西方宪政思想,君主立宪制作为宪政模式较之于封建时代帝王皇权至上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无疑是划时代的进步,但是立宪派照搬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脱离了中国国情,其宪政设计,改革思路脱离了实际缺乏创新,对于西方的宪政理论内核把握不够,君主立宪缺乏深刻的洞察,宪政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有效结合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把握,最终为清政府所不容,君主立宪制的宪政模式探索在中国归于失败.
1.2 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中国的宪政之路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照搬西方的君主立宪制的宪政模式已经陷入困境,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西方的宪政模式进行了创新,尝试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实施共和制（总统制,内阁制）.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中国的宪政实践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吸收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合理因素,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五权宪法理论,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提出了中华民国的政治建设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中华民国的政治形态就是宪政还政于民.孙中山认为五权宪法应该体现下列原则“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权能分治；五权分立.他高度重视作为中华民国的“础石”人民自治,重视人民真正能够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为此,他主张设立国民大会,主张国民大会由实行了县自治的各县的代表所组成,并由它代表全体国民在一级机构中,行使国民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行使对政府的控制权”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探索重视民权、法治、权力制衡,在中华民国建立的几十年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宪政实践也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其代表张君励提出了“修正的政治”,反对西方无限制的个人自由,也反对为集中而牺牲个人自由,主张自由与集中两者兼顾,提出了“中国式政治”.共和制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共和深入人心,吸收了西方宪政理论的合理内核,探索了中国特色的宪政.但是,无论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的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统治,共和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中屡遭破坏,人治取代法治,宪法,国民大会成为了政客达官弄权的工具.旧中国,共和制的宪政在理论与实践中并没有摆脱象君主立宪制那样失败的结局,历史的实践经验证明,资产阶级不能救中国,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西方宪政理论在旧中国的实践失败成为必然,无论是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的宪政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现代化,政治的发展需要另辟蹊径.
1.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其后的中国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探索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中国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开始了独立探索救国之路,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探索,一些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自1927年起在整个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在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苏维埃政权,1931年,中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政权的政治形态是工农兵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保障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力.在旧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只有中国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将广大深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的生存权发展权纳入了红色宪法的保障之中.抛弃了西方宪政理论重要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思想,实行了议行合一的工农兵苏维埃,通过直接派代表和直接选举的代表（基层组织）来体现工农兵的意志,管理国家.从政体模式上看红色政权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深受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影响,从政体的设计之初就另辟蹊径选择了社会主义苏联政治发展的模式,而不是资产阶级宪政所倡导的个人的极端自由,由制度设防所产生的控权,自中国探索中国的政治发展伊始就已经同西方的宪政分道扬镳.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政权的成员组成,吸收了各进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阶级进步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在是的对象,而是团结的对象,使人民的范围更广,更多人的政治权利得到了有力保障,主权在民得到了落实,人权不再是抽象的人权,是无数劳苦大众开明士绅坚决抗战的一切进步力量人权的保障.较之议行合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更加开放,包容,在政治发展中融入了更多的元素.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同志对抗战以及战后中国的政治建设做出了战略性思考,在《新主义论》中提出了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新主义的共和国,联合政府的设想影响了之后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政治主张.新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集中制.集中制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形态是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充分发挥了革命人民的意志,提出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设想.即“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3中国人在新主义革命时期由工农兵苏维埃到三三制政权建设再到联合政府的设想,人民代表大会,对旧中国的政治发展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宪政模式的有益探索,为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宪政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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