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消经日记正大光明和普洱马阿洪》：关于免费正大光明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正大光明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普洱马阿洪,名寿清,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云南籍著名阿洪.在清朝同治年间参加陕西回民起义期间,用“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正大光明》,简要记录和回忆了那时回民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作者的感想、回民被左宗棠大肆屠杀以及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等.本文以普洱马阿洪一生的历史和陕甘回民起义为轴线,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根据民间调查、口头传述和文本资料,对普洱马阿洪的生平、著述略作介绍,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消经日记；《正大光明》；普洱马阿洪；陕甘回民起义
中图分类号：K29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6）03-0076-07
前言
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和2006年上半年,笔者和甘肃省平凉市档案局马万龙等在甘肃、陕西和宁夏等省区进行回族古籍的民间调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平凉倾听一位80多岁的回族穆斯林长者向我们讲述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他告诉我们,听父辈们说,马良骏阿洪的老师普洱马阿洪①在陕西回民起义中,按照杨文治和白彦虎的建议,以“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记载了那时起义回民被“左屠夫”（左宗棠）大肆屠杀和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起义失败后,普洱马阿洪全家被清政府“安抚”平凉上杨翟家沟.这本“随军日记”现仍由他的后代保存.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对普洱马阿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着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寻找查阅了一些涉及普洱马阿洪的文本资料,根据稀少的文本资料和其他线索,我们制定了调查大纲,决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民间.于是,笔者九次从兰州赴平凉和庆阳董志塬等地,展开了对普洱马阿洪断断续续长达一年多的民间调查,最终找到了了解普洱马阿洪历史的几个关键人物：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外孙、85岁的苏志兴老人,普洱马阿洪的重孙、“随军日记”的珍藏者——马维才“朵斯体”,马维才的岳父、82岁的马长生阿洪等.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和相关历史的考证,我们终于对普洱马阿洪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今年6月中旬,笔者又去了云南的几个地方,对普洱马阿洪的一些情况作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非常欣慰的是,经多方的努力,马维才于今年5月25日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民间珍藏了130多年的普洱马阿洪用“消经”文字撰写的“随军日记”——《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洪写给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一些信件等.当时,在征得马维才的同意后,笔者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翻阅了《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洪写给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一些信件等.“消经”文字让我们两个阿拉伯语科班出身的人相形见绌,多亏马长生阿洪的帮助,才使我们读懂了一部分,了解了大概的内容.
当然,由于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珍藏者的权益和其他原因,在马维才的许可下,我们只拍照了《正大光明》的封面和其中的一页,没有翻译笔录.另外,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外孙、85岁的苏志兴老人,82岁的马长生阿洪告诉我们,他们亲眼看到的普洱马阿洪遗留的当时陕西团练大头目张芾轿子中的“五月二十三日晚洗回民”的鸡毛传帖、在董志塬写给皇上书信的草稿和力劝马占鳌接受“安抚”、避免生灵涂炭的往来书信等,我们没有看到.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问世的历史背景及其史料价值
清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回民不堪清朝对回民的残酷压迫和歧视,随之爆发大规模起义.时年48岁、刚被陕西三原县穆斯林从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聘来任伊玛目不久的云南籍阿洪马寿清（人称“普洱马”）,在事关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把远在河南开封竹沙镇的夫人和小孩接到陕西西安府的三原,义无反顾地和其他阿洪一起参加了反清起义.义军后来在董志塬组成十八大营,由于普洱马阿洪品学兼优,文武双全,加之见多识广,足智多谋,不久便成了义军的精神领袖.他组织义军在董志塬开展生产自救,在学习教门的同时,经常率领回族义军,带着礼品,深入汉族群众中,探望安慰他们,号召广大农民安心劳动,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他常常反复宣传：我们陕西回民义军是迫不得已才来董志塬,在你们的家乡反抗清军屠杀回民.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宗旨就是和平,和人为善.我们同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农民,我们和你们无冤无仇,决不会和你们为敌,也更不会对你们做出不义的事.普洱马阿洪的这些英明举措,使义军和当地的汉族农民能够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他当时还和十八大营领袖在临时搭建的清真寺中宣布约法三章,严禁任何人危害真主所创造的生灵,有违者,必严惩不贷.陕西回民起义军之所以能在董志塬驻扎数年,这跟当地汉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普洱马阿洪也因此受到了董志塬汉民的爱戴,这是笔者2005年5月下旬在庆阳董志塬调查时,当地的几个汉族老人告诉我们的.
普洱马阿洪还亲自参和指挥义军反击清军的围剿,使义军多次打败了前来消灭义军的清军.他按照伊斯兰的和平精神,命令义军始终坚持只消灭首恶,不杀害无辜的战略方针,凡被俘清军士兵,皆被释放.因此,阿洪的声名远扬,成了清政府的肉中刺,眼中钉.双手沾满西北回民鲜血的刽子手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有称普洱阿洪者,尚在贼中,见为贼首.”②事实上,那时普洱马阿洪所在营中的领袖是杨文治.阿洪还亲自负责主持,和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崔巍、杨文治等在董志塬商议,让他的学生、军中大学士广西籍阿洪马天堂③和陕西泾阳县马家庄文举苏汇起草了给皇上的伸冤书信.信的内容主要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伊斯兰教在唐朝传入中国、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回民的原来、回民在陕西八百里秦川安居乐业等；第二部分叙述了陕西产生回汉矛盾,官府处理不公,导致回民起义反抗压迫,被清军屠杀,被迫离乡背井,逃亡至董志塬,以及几十万难民生活困苦、生命难保的一系列原因；第三部分阐明了要求皇上明察,渴望返回陕西老家的强烈愿望.随后义军决定,由白彦虎率领7位武艺高强的人,其中包括苏宏目兄弟（咸阳苏家沟槐树寨人）,赴京给皇帝送信.他们扮成商人,白天休息,夜晚赶路,历尽千险,终将伸冤书信送到京城同治的御前.难怪左宗棠于同治八年八月十五日批发的禀文中有和此事较相近的记载：“长安县回目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马寿清、凤翔府回目崔巍等禀：窃思难民等身遭不白之冤,业经八载,每思悔罪投诚,今皇上以好生为心,凡股肱大臣均能救民于水火之中,频年招抚安插未就,致难民等流离失所,继因糊口无资,不得已外出寻粮,实有碍于抚局.兹蒙恩招抚,急将难众严加约束,再不敢任其滋扰.现时困苦之状,如鸟之失巢,如鱼之离水,更有甚于董志塬者.等”[1]（P328）在那战乱频繁、正义不存、腥风血雨的岁月中,普洱马阿洪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随时有可能被清军屠杀的危险环境中,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途上,凭着信仰的巨大力量,从董志塬开始,坚持用回族穆斯林自己创造并内部认同的,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拼读汉语发音的“消经”文字,几乎天天撰写日记,将陕甘回民起义的血泪史都记载在他命名的日记体《正大光明》中,给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来自受难方的史料.
随着战事的发展和对义军的不利,普洱马阿洪作为陕西回民起义的阿洪之一,为了保存实力,延传教门,避免生灵涂炭,在事关万人性命、社会安宁、教门存亡、民族长远利益的关键时刻,凭着对伊斯兰和平精神和中华文化中庸之道精神的了解和把握,作为回民起义的精神领袖,自告奋勇,不顾个人的安危,背着“可番”布,在泾川会见左宗棠,在清政府“安民”书上签字.相传签字时,镇压回民的刽子手左宗棠问普洱马阿洪：“《古兰经》是高洁的,何以写上猪字?”阿洪答曰：“给你的手上写个火字,你能觉得它烧吗?”阿洪的巧妙答复使左宗棠无言以对.左宗棠见普洱马阿洪行走时健步如飞,称赞普洱马阿洪走的是“龙行虎步”.对于普洱马阿洪的“签字”,穆斯林民间颇有异议.
正大光明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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