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吕思勉小说丛话和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本论文为您写吕思勉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以史学研究名世,但他早年喜好文学,不仅写下为数不少的旧体诗文,而且在小说创作与研究方面也用力颇勤.创作的小说现存有《未来教育史》（1905）、《中国女侦探》（1907）两部,至于小说研究方面,最著名的有《小说丛话》（1914）.[1]近年经过一些学者钩沉,发现吕思勉在小说理论方面的著作可能尚不止于此.邬国义通过对吕思勉遗稿的核检,发现署名管达如的民初重要的小说理论文献《说小说》（1912）的第二章和第四章与吕思勉的一份残稿高度重合,提出《說小说》可能是管、吕二人合撰的,甚至有可能是吕思勉独著而假管达如之名发表的.[2]王刚还认为1903—1904年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主持的《小说丛话》专栏中署名“侠人”的部分（3000多字）可能也是吕思勉的手笔.[1]这些考证要是成立的话,那么吕思勉对小说理论的探索前后竟延续了十余年之久,几与近代小说转变的历程同步,而他在小说理论史上的贡献也就需要进一步考量了.
《小说丛话》于1914年以“成”“成之”的笔名发表在《中华小说界》第3—8期,是清末民初小说理论文献中篇幅最长、理论架构最完整的一篇,论题包括小说的本质、分类、创作法、审美效果,《红楼梦》解读,小说与戏剧的对比等,黄霖、韩同文许之为“对晚清的小说理论做了一次归纳,代表了当时小说理论发展的水平”.[3]关诗针对吕思勉此文做过文献学的考察,认为此文大量参考了日本学者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但关也指出吕思勉此文的目的在于纠正晚清流行的小说实用论以建立中国的小说美学.[4]在某种程度上,此文既对晚清小说理论批评做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反思、总结,也对小说的现代转型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充分反映了清末民初小说理论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样貌.
一、小说的文学史定位：“小说者,近世的文学”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今人对唐代以降各时期文学之代表性文类的一般认识.不过这样的文学史演进观念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将小说纳入这一谱系,其实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过程.中国古典文论发展到元明时期,已经有部分批评家注意到文类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元代虞集尝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5]明代王思任亦云：“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6]至近代,则有王国维从纯文学的角度立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7]除却对各个朝代文类之代表的认识稍有差异外,这些看法是很接近的：都以朝代更迭作为认识文类嬗变的历史判断的依据,并且皆未将小说纳入体现时代精神之文类的历史谱系.
吕思勉《小说丛话》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文学史划分为“古代的文学”和“近世的文学”,并将小说视为“近世的文学”的代表.这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仍以朝代为坐标理解文学史的20世纪初,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把小说限定为“近世的文学”,实为将对小说与“近世”历史的时代精神联系起来的逻辑起点,进而可以解释明清以降小说何以勃然兴盛,同时也就可以论证小说在近世的独特价值.
1900年前后,或出于亲见,或做到之耳闻,小说在欧美日本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已颇为人知.在本国文学中历来只是“小道”的小说,何以会在现代世界中蓬勃发展,就引起很多学者的思考.这些思考大多是从小说本身在审美方面的特性出发.如梁启超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解释小说为什么能够大受欢迎,在通常的看法———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之外,又“冥思之”“穷鞫之”,提出另外两点原因,一是小说可突破现实世界的限制为读者提供某种新鲜的经验,二是小说通过写出读者原本固有却无以名状的感情使之深受感动.梁启超的解释自是比基于通俗性、娱乐性的浅薄解释更深了一层,但实际上还是无法解释要是小说天然具有这样的“不可思议之力”,那么小说的势力为何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才空前兴盛起来,更不能解释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不同之处究竟何在.
这些问题,梁启超等晚清小说理论家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但最早真正自觉地思考这些问题的,大概应数吕思勉.在《小说丛话》开篇,吕思勉便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吕思勉写道：
小说之势力,所以能若是其盛者,其故何欤?曰：小说者,近世的文学,而非古代的文学也.此小说所以有势力之总原因,而其他皆其分原因也.何谓近世文学?近世文学者,近世人之美术思想,而又以近世之语言达之者也.凡人类莫不有爱美之思想,即莫不有爱文学之思想.然古今人之好尚不同,古人所以为美者,未必今人皆以为美也；即以为美矣,而因所操之言语不同,古人所怀抱之美感,无由传之今人,则不得不由今文学承其乏.今文学则小说其代表也,且其位置之全部,几为小说所独占.[8]
接着吕思勉又分析了近世文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切近”,即写今人之感想.第二是“详悉”,即叙事详尽细密.第三是“皆事实而非空言”.吕思勉认为“凡此三者,皆近世文学之特质,而惟小说之备具之”.正是因为具备这三种特点,所以小说能够在近代社会风行无阻.
将小说视为“近世文学”之代表,是对小说这种文类的历史地位的指认,实际上暗含着文学的现代转型问题.众所周知,将小说（Novel）从一般的虚构故事（Fiction）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来看待,是西方文学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小说由此而被视为现代世界的表征,如卢卡奇将小说理解为史诗的现代形态,认为“小说是在历史哲学上真正产生的一种形式,并作为其合法性的标志触及其根基,即当代精神的真正状况”.[9]然而在中国小说是近代文学的观念的诞生却是颇为艰难的.清末民初学者但凡言小说史无不追溯到《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者流”,实际上仍是在将小说归入说部的传统知识体系中看待小说的发展,尽管他们大多强调应对小说进行革新.“新小说”与“旧小说”不同,理论上和创作上都已经意识到了,但不同的根本究竟何在,却一直没有被揭示出来.这种状况一直制约着清末民初小说观念和创作的突破.直到1918年,周作人仍在感慨“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周作人认为之所以“毫无成绩”,原因首先就在于国人对“小说是什么”尚无正确的认识,并指出要改变这种状况,“须说明小说的意义,方才免做到误会,被一般人拉去归入子部杂家,或并入《精忠说岳》一类闲书”.[10]吕思勉提出小说是“近世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说这种文类根本的性质,是近代小说观念转折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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