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惊险和惊艳的辩证法:从傅葆石的灰色上海说起》：本论文主要论述了灰色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傅葆石的著作《灰色上海》以“隐、忠、降”的三分模式探讨了沦陷时期上海文人的不同反应,揭示了过去“非黑即白”思路下种种视而不见的幽微面目.全书立足于跨学科的立场,尝试将文人的种种抉择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而非一系列静止的结果.当然,这种三分模式的问题在于它仍然立定男性精英的话语立场,每每对女性及其可能性置若罔闻,同时对大众的战时反应也有所轻忽.尽管傅葆石一再提醒沦陷区作为军事侵占的后果,其不可避免地在地理上成为一个孤立的存在,但就文化和社会关系而言,其仍然是“自由”中国的一部分.不过,在此连续的传统和周遭关系中,傅葆石显然对某些更为小众或通俗的传统有所屏蔽,譬如喜剧、娱乐和女性文学.这些无关痛痒甚或不合时宜的文字,极有可能展现了民族、国家更为辩证的维度,并接续到世纪之初梁启超等人所汲汲营建的世界和新女性想象.
关键词：《灰色上海》；性别话语；通俗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6-0175-09
20世纪上半叶,未曾将息的战争语境,使得中国的文学书写被“血与泪”的主题牢牢抓住,并于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叙事.如果我们同意刘禾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是民族国家文学的立论,那么,在这些“战争叙事”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一种潜在的道德立场或曰政治评判,即它们必须同中华民族处于同一战壕内,并谨守其革命信念和组织纪律,否则一切都将无足观.这种理解很自然地对所谓的“沦陷区文学”造成了巨大压抑和排挤.因为在政治站位上,如果说这些作家和作品不是完全可疑的,也至少是暧昧不清的.反抗的声音自然不会全然匿迹,然而,发声的通道总是障碍重重.作家们必须尝试用更为隐晦的方式来传达他们的见解.这种隐晦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暧昧在沦陷区文学中的比重.不过,这仅仅是灰色——在非黑即白的区划之外——光谱的一端.
另一种灰色,以“莫谈国事”的形象示人.它们或者高蹈地介入日常生活和家庭内闱,或者于离群索居之中蓄积一种“隐形的挑战”.尽管它们在表现形态上南辕北辙,但是支撑它们的哲学基础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素朴的人道主义或者实利主义.战争中微小的个人及其生存的可能是其共同的关注点.这个现实的切口,很显然并没有使得这两种形态仅仅停留在“活着”的物质层面上,而是带出了与此相关的更大的文化思考,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便是性别与家国的辩证.正如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所敏锐指出的,战争虽然让女性较平时更受摧残,但是也变相提供了一个可以令其脱离男性话语、自由发展主体的机会,从而切实带出了更大规模的女性社会化.黄心村甚至宣称这些女性一跃而成沦陷语境下举足轻重的都会明星和文化主力,为城市和历史注入了新的质素,根本不是后来者所想当然的“社会边缘”和“文化臣属”.
“灰色”的另一端,用现行的思路来定义从来都是黑色的,它显现于那些向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输诚、示好的群体之中,或者简明地说“汉奸”群体之中.不过,在我们急于做所谓“政治正确”的判定之前,也许应当首先考虑到“汉奸”群体本身的混杂性,以及其具体形成的历史权宜性.这样我们才能更像是一个“学者父亲”（scholarly father）,而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卢苇菁曾就明清贞女现象讨论过这一概念,她说,无论对贞女崇拜或弹或赞,知识分子的立场最终都会受到他们作为贞女直系亲属这一主观经验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多一份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了解”,那么在确立某些结论之时也必会多一份历史的“同情”.
当然,我无意为这些在政治和道德上布满污点的历史罪人开脱,而是尝试提醒：如果当我们跳脱了狭隘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而选择另一种新的视野进入历史之时,会不会达成一种不同于既往经验判断的看法,形诸“一种另类的中国回应”（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式的见解.甚至,有如王德威所论,像胡兰成之类的“汉奸”,纵然其叛国叛情的行止仍历历可数,却也极为吊诡地演绎出一段抒情的“背叛美学”：在所谓的“情之真”、“情之正”之后,投下了情的变数⑤.胡兰成自然要为他的言行付出惨痛的代价,不断接受来自“历史正义”的惩罚.可是,我们亦不妨追问,胡兰成,或者推及整个沦陷区文人,他们缘何在建构自身的“抒情体系”与“诗学正义”之时,会同我们今天所拳拳服膺的“正义观”产生距离,甚至背离?这两者之间到底形成了一种怎样的对话张力?
相信要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单纯的理论演绎是绝然不够的,只有尽可能地“复现”历史当场,揣摩时人心境以及其述行、抒情的文字记录,我们方能更靠近“真相”一点.2012年出版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张霖译）一书恰是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该书是作者傅葆石（Poshek Fu）先生于1993刊行的英文著作Passivity,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7-1945的中译本.尽管时隔将近20年,但是《灰色上海》一书的价值仍然不减当年,其中关键的因素在于：由它所激发和引申的议题仍值得我们思量再三.当然,这也从某些侧面反映,我们今天对于沦陷区文学的研讨和表述里面依然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也有无法解决的争议.这些争议大体上可以回溯到1999年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和由此展开的各方辩论.扼要地说,当时的争执主要还是围绕着沦陷区文学的定位问题展开,即哪些作品是沦陷区文学,它们的价值何在.
尽管说这些论争一方面帮助我们廓清了那些环绕在“沦陷区文学”周围的误解和偏见,也为寻求更为恰切的研究方法和原则提供可能,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单一的文学研究毕竟力有不逮,其争论的极致处仍有可能落人原先非黑即白的二元误区.专心文学性的评者在乎的是文字的最终呈现形态,侧重社会性的论家则会反复掂量作品是否回应并承担一种正当的国家、历史*.前者自觉要求细读（close reading）,从而对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有所屏蔽,而后者表面上虽对历史、社会有着积极的互动,但实际上已经将一种共产中国的革命时间表凝练、内化成清规戒律,从而与具体的现实隔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壁障.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说,采纳历史学或者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观察视角来重新审视沦陷区文学,有助于打开一个更为细腻的论述空间,使所谓的艺术性和社会性都有一个比较具体且踏实的落足点.
灰色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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