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红军长征和中国政治时局演变述略》：本论文为您写红军长征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红军长征前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与在苏区根据地的“左”倾错误,使长征几成必然；长征途中,集团、地方实力派在追剿红军过程中暴露出深层矛盾,日本在华北的步步进逼,时局迫使中国国内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实现了向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长征后,建立以西北为重心的战略格局,以民族团结和政治和解为旗帜,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暂时放弃“剿共”政策,结束了中国社会民族分裂、内战不已的局面,为全民族抗战准备了良好的前提.
【关键词】红军长征；抗日统一战线；政治时局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1—0085—09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早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预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1]150.本文试图通过略述长征引发的中国国内政治时局演变,总结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表达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
一、长征前：集团完成对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初步整合,其着眼于“剿共”的内外政策、策略调整,与在苏区根据地“左”倾错误陷入危机相呼应,造成敌强我弱的悬殊对比,红军战略转移几成必然
早在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深刻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49 “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等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1]50“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50以的上述精辟论述来分析长征前的国内时局,可以看到,从1927年春至1931年底,国民党背叛大革命,虽建立了为首的新政权,但一直深陷于军阀间持续不断的混战,这就给中国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以生存和发展的可乘之机.但随着于1932年1月重新上台,以其为首的国民党统治中心基本确立,新军阀混战阶段结束,政权进入相对稳定与巩固时期.在外交方面,1932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日军取得在长城沿线的驻军权,“等于授给日本侵略华北的特许权”[2]263,国民政府以屈辱求和的方式换来华北的短暂安宁.从1933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中日关系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1934年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几乎没有进行武装侵略的惟一的一年.[3]202.而1932年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使苏联的远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如何处置的问题上,苏联对国民党政府作了较大让步,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因“清共而绝苏”,那么它可以“承认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党不在”[4]13,1932年12月中苏复交.这就为国民党全力“剿共”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的交织,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一度优于北方.但当实现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统一后,江南成了其政治经济重心,而鄂豫皖、湘浙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成为危及国民党统治的心腹之患.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回忆：“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5]300 1933年5月8日,他在《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演讲中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等再就我们主观的战略来看,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并且有土匪拼命的捣乱,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再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6]677 “依今日国难的客观情势来说,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6]678
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军事“剿共”是重中之重.在1933年9月发动对苏区第五次“围剿”前,已于同年2月向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本来苏区与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西洪湖根据地三者互为犄角,可以互相策应,但在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西洪湖根据地反“围剿”失利后,这一优势已不复存在.为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进行了精心准备：（1）1933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访问美国,与美国签订《中美棉麦借款协定》.此协定使国民政府能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借款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虽不是军费贷款,但国民政府却将其中一部分用作“剿共”的军费开支.“经营美棉麦实际收入总额33622624.06元,其支出中与反共军事直接有关的一项,是南昌行营充作‘剿匪’治本治标费380万元”[7]195.国民政府同时向西方国家大量*武器装备,在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到6000多万元[8]364.（2）聘请数十名德国军事顾问制定作战方案,并直接参加军事行动.曾任德国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中将军衔的魏采尔与曾任德国陆司令、巴黎和会德国军事代表的著名将领塞克特上将先后担任的首席顾问和总顾问[8]414-415.（3）招揽德、美、意等国军事教官,培训国民党军事人员.特别是通过1933年7月至9月“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三期培训,使国民党军官的军事技能和战术知识得到提高,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大大增强.（4）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严禁粮秣、食盐、煤、药品等物资输入根据地.非常清楚苏区物资供应的窘境,认为“严密封锁是我们剿匪最重要亦最能减少牺牲的一种战略”[5]224,他提出,“严密封锁是最能针对土匪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也是最能减少自己的牺牲,收到剿匪的奇效的一个方法,只要我们切实去做,就比增加两三倍的兵力来剿匪,还要厉害”[5]225.（5）在“剿匪”区内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和强化民团.认为,“*保甲和团队,是匪区最紧要的政治工作”[6]686.随着保甲制度和创办民团在“剿匪”区域的推行普及,国民政府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大为加强,对民众严厉推行联保连坐的措施,限制了民众与红军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苏区和红军的政治优势,使苏区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很大威胁.（6）战略战术上实行持久作战和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国民党“充分利用他的最大有利条件——优势资源、技术装备、外面世界的无限供应（红军却同外面世界隔绝）机械化战术,一支现代化空军,可以飞航的作战飞机近四百架.等修建了几百、几千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个小碉堡,可以用机关火力或大炮火力连成一片.他的又攻又守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减弱红军在运动战上的优势,而突出了红军兵力少、资源缺的弱点”[9]160-161.国民党军队不再贸然前进、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红军先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就失去了发挥的空间.新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失去了诱攻、伏击或者在广阔的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机会”[10]79.
红军长征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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