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怎么抗战，如何写史》：本论文可用于抗战论文范文参考下载，抗战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其涉及地域的广阔度,延续时间的长久度,还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力,及其绵延不绝的现实反响,毫无疑问,都将永垂于中国的史册.但是,在抗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光环笼罩之下,抗战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却姗姗来迟,作为学术研究范畴的抗战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起步,以一九八五年的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为其第一个 .从此之后,因为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抗战史研究方成为国内历史学研究中最为热门的专门史（特定时段和特定主题）研究领域之一,以每十年纪念为契机,发表论著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历史主题的研究,而其话题的热度和社会关注度又为其他历史主题所不及,并且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将保持这样的地位.
历史研究是向后看的学问,但是,历史研究者是站在当下回望过去的历史,因此,历史研究从来都不缺少“当代性”的意义,抗战史研究更是如此.说到底,研究抗战,通过研究者的“主观”思考反映出的“客观”历史,或可集中在当年我们怎样抗战,以及由此发端的今天我们如何写史.
八十年代以前的抗战史研究,多半建基于“人民战争”的概念,以敌后战场为中心.例如敌后战场的“麻雀战”,以三五成群、出没无常、打了就跑式的零散出击,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于历史事实而言,这确实是当年抗战中的敌后游击战所走过的路.抗日战争的“人民战争”论,是以阶级论为基础,强调抗日战争的革命意义,强调中国 领导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且随之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因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具有一气呵成的连贯性,由 革命建政的视角观察,其间有机的逻辑联系,一目了然.
以一九八五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发端的抗战史研究大潮的来临,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下,着眼点开始大幅度扩展,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以及和正面战场相关的诸多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诸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国民政府的战时因应、正面战场的历次会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国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战的意义、抗战中的国际关系,等等,得到了学界的重新审视,出现了众多研究成果.抗日战争的国家意义—这场战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在战争中得到了什么?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主题,并大体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也得到了辉煌的胜利成果,如中国大国地位的确定,在相当程度上,便是这场战争留给后人的胜利成果,尽管这样的大国地位那时还是有点虚幻.一九九五年,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明确将抗战的意义定位于近代中国的“复兴枢纽”,体现了学界对抗战于中国国家意义的高度评价.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抗战的国家意义论述,并不似抗战的革命意义论述那般简洁明快,能够得到一致的认同（即便是不认同 领导的台湾和海外学者,也认同抗战对于 革命的意义）.战时中国,客观上存在国民党和 两大政治领导力量,两者既有对外坚持抗战的一致性,又有对内政治斗争的分歧性,更由于战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曾经的执政党国民党失去了大陆政权,因此,抗战的国家意义,便有了相当的争议性.毕竟,国家不是个虚空的概念,国家是由具体的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中活动的人所构成的,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未必都那么一致,因此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也自然有别.例如,当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接受各国对于抗战的援助时,心态是坦然而乐意的,但是当这些援助有可能为了战争的需要给予其政治对手 时,其心态又是抗拒而忐忑的.反之亦然.这并不决定于某个个人的喜怒好恶,但如此这般的历史事实反映到抗战史研究中,如何解读便也成了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最直白的说法就是,谁领导了抗战?
“谁领导了抗战”,这样的话题固然有其争议性,但其能够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恰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因为在过去的年代,讨论这样具有相当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是不可能的.早在抗战史研究刚刚开始起步的一九八八年,著名史学家胡绳先生就曾言简意赅地评论道：“说抗日战争是中国 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 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溃退,等等.”胡绳先生没有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强调要深入研究,尤其要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对于领导权的争夺,“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领导权问题的”.胡绳先生不愧是史学大家,三言两语,要言不烦,便点明了抗战领导权问题争执的关键所在,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就事论事地争执领导权问题,我们又能比胡绳先生当年的提示进步多少呢?
其实,在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前提下,抗战的领导权确实有个“争夺”的过程,而且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因为两党各有其社会基础、政治理念及实践,这些都不因抗战而湮灭于无形,相反,更因抗战提供的同场竞争舞台而凸显出两党“争夺”的必然性.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刚刚爆发不久,国民党内已经有人意识到这样的“争夺”不可避免及 影响的快速提升.据时任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的日记记载,他感觉：“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其他各党各派却乘这中心势力削弱的时候,大事活跃.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 快要起来了！”甚至有人说：“政府改组,最好请 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则认为：“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可见,国民党内当时即有不少人对国共“争夺”的前景不那么乐观.更不必说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在全世界同盟国军队一路高歌猛进的氛围中,却在豫湘桂战役遭遇又一次大溃败,从而在其党内外引发巨大的政治震动,以致 在对高级干部训话时说：“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还能够因循下去么?” 所以,从抗战的全过程观察,国共两党在领导权方面的此降彼升,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其纠结“谁领导了抗战”,不如踏实地研究抗战领导权转移的过程,或可使我们可以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历史全方位的意义.
抗战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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