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亡忧思辛亥革命期间恽毓鼎对时局观察和体》：这是一篇与恽毓鼎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 辛亥革命中,在京士绅恽毓鼎不仅真实记述了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而且还对主要的政治人物一一进行了点评,希望、失望,忠诚、无奈,力挽狂澜而又无济于事的惆怅落寞充斥其心间.尽管政治潮流浩浩荡荡无法阻挡,可民国成立后,其仍着旧服守岁,并因不满清帝退位、眷念旧朝而沦为满清遗老,成为辛亥革命期间忠清士绅的一个典型代表.
[关键词] 武昌起义；恽毓鼎；诸亲贵
[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4-0060-04
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重要时代,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处此境遇之下,在京忠清士绅更是如热锅上之蚂蚁,无所适从,不知所以.恽毓鼎这个前清官僚不仅目睹了社会急遽变动,而且把其所见所闻、所行所思一一记述在日记里.通过细致梳理恽毓鼎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记述,从中不难看出,在京士绅对辛亥革命的抵制以及对清政府决策的强烈不满,或可为清朝灭亡做了重要的注脚；其对主要政治人物之评述更是入木三分,由此可见恽毓鼎的政治倾向；他对人和事的体悟都相当深刻,并得出如此之结论：晚清政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亡国之种早已播下,安得不收亡国之果.其实,这是一般在京忠清士绅的共同感受.为了探讨辛亥革命期间在京士绅对时局的观察和体悟,本文主要以恽毓鼎对时局相关人物的评述作为出发点,来检视在京士绅对辛亥革命的心态反应,通过深入考察辛亥革命期间在京士绅的心态和反应,从更微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激烈的社会秩序变动,或可更真切体会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历程,并可补宏观叙事之不足.
一、瑞澂：谬种流传
瑞澂（1864—1912）,字莘儒,号心如.满洲正黄旗人,琦善之孙.其作为湖广总督,显然对武昌起义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表现在：他在任湖广总督之后,湖北省曾多次传出革命党活动的消息,作为守土一方的军政要员,麻痹大意,失职渎职,不仅未能肃清革命党人的活动,反而导致革命活动愈发不可收拾.尤其不能原谅的是他竟对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一无所知,即便在获知革命党人的信息之后,未思亡羊补牢之策,分化革命,却是一味高压,最终使革命党人和新军结成统一战线,导致清末以来湖北编练的新军不仅未能达到其应有之目的,反而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并最终助力武昌起义成功.由此不难看出,其对湖北新军毫无控驭之力,而军权的垮塌,最终导致了瑞澂面对武昌起义时一筹莫展,不得不弃城逃遁.
恽毓鼎对瑞澂在武昌起义中毫无作为,并仓皇逃离武昌的做法十分愤恨和不满,说其：“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不仅如此,针对瑞澂愿意出洋十二万元,求各国领事保护,德英两领事均鄙贱其人不屑保一事,恽氏更是挖出瑞澂丧权辱国的家底：“瑞（澂）为宣宗朝已故两广总督大学士琦善之孙,英吉利之陷广州,琦善实启之,固失地辱国之世家也.真所谓谬种流传矣.”[1]552其实,武昌起义后,鉴于湖北省城的陷落,言官相继罗列瑞澂罪状,请朝廷诛杀之,以申国纪,但由于“瑞澂为泽公（指掌管度支部的载泽）姊夫,袒甚力”,恽毓鼎深感“恐国法不能及也”.但对朝廷悉置不问的事实,恽氏的确难以容忍和释怀,“既无法纪,何以立国?悲愤填膺,手足俱冷”[1]553.更令恽毓鼎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监国载沣亦偏袒瑞澂,“金台联衔上疏请斩瑞澂,监国特召见三台长和解之.台臣之欲杀瑞澂,为国家宗社计也.监国之视宗社,当重且切于诸臣,乃力袒瑞澂,一若台臣之和瑞澂有私仇者,岂不异哉！”[1]554面对此景此情,恽氏倍感无奈,只得转移心中悲愤,借读书以忘忧.
瑞澂的出逃,引起连锁反应,可是“朝廷犹爱之而不忍加诛,奇极！行见逃官之接踵也”,朝廷处置瑞澂不当,的确加重了各地守土官弃署逃跑的现象,武昌起义后,一连数省的响应起义就是明证.瑞澂未能坚守阵地,并私自逃到九江、上海,确实造成了很大的 影响,但是,终因社会压力太大,朝廷不得不对瑞澂进行一定的惩治,“奉旨交张人骏拿解进京,交法部严讯治罪.”此时,恽毓鼎才感觉“人心稍快”[1]555.但接着也并未见处置瑞澂的具体措施,想必清廷仍是不了了之.
其实,处于群情激愤之时,清政府针对地方大员的失职渎职,不是认真对待、严厉惩戒以儆效尤,反而包庇,恽毓鼎感到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泱泱大国,当权者载沣、载泽等因瑞澂和其有这样那样的亲属关系,而对之玩忽职守、弃署逃跑一事,不加重惩.这对处于危急之际的清廷形象必然大有损害,恽氏将之上升到法纪荡然并不为过.和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恽毓鼎却对在辛亥革命期间忠于职守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提法使李盛铎等大加褒扬,认为相对或逃或匿的其他疆臣,“幸有二公,足以增光战史矣”[1]557,并在广惠寺为陆申甫中丞开追悼会.
恽毓鼎等一些在京绅士对清政府处置祸首瑞澂的不满和发泄,体现了其传统意义上士人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这种简单朴素的理念被后来人贴上维护封建统治的标签加以批判,但在清廷危急时刻,做惯了臣民的他们仍然坚守了相应的道德底线,他们的思想和作为仍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第30卷第4期丁健：清亡忧思：辛亥革命期间恽毓鼎对时局的观察和体悟二、唐绍仪：通匪卖国
武昌起义后,特别是汉阳汉口战役结束后,人们渴望和平的呼声渐高,袁世凯主动示和黎元洪,革命阵营内部尽管出现了战和不定的两派意见,但很快在英国的撮合下,南北双方进行多次秘密联系,决定举行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和谈顺应了历史潮流,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但终究因政体选择问题双方分歧很大,袁世凯主张君主立宪,革命党主张共和,而且互不相让,导致和议并未能立即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原先那些希望通过和谈迅速解决革命的北方士绅如恽毓鼎者,开始感到通过和谈的方式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相反,示弱只能助长革命气焰.
于是,恽毓鼎觉得必须和革命党进行彻底决战,才能敉平全国变乱,维护朝廷的尊严和体面.同时,他认为“诸亲贵若能毁家纾难,不下二千万两,然后责成总理主战,明谕将士,将士必奋”.对于和谈,他不仅不抱任何希望,反而觉得这是扰乱阵线的根源,而针对前方议和的唐绍仪,他主张“召回议和唐、杨二全权,坐以通匪卖国罪,立斩西市”,以定人心,认为“如此而士心不感,乱党不平,吾不信也”.在其看来：“绍怡本非善类,平日所行,直同禽兽,岂望其忠爱朝廷乎?项城用之,误矣.”[1]567恽毓鼎之所以如此痛恨唐绍仪,一方面是因其主张君主立宪,而唐绍仪在南方谈判时却表现出同情共和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唐绍仪不仅同情革命党,反而来电要求清廷同意革命党的诉求.恽氏认为,唐绍仪此举“逼迫不留余地,志在灭清.”再说,恽毓鼎一开始就不太接受和革命党通和,在他看来：“革命党名为共和,而酷暴箝制,过于专制十倍.”[1]569在这种认知的主导下,他十分痛恨唐绍仪附和共和的举动,认为清廷的威严和体面,就是因为唐绍仪这种人而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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