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读书札记:旧制度和大革命中的一段文字》：关于免费读书札记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读书札记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笔者按：这篇札记主要涉及两本书.一是《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二是阿克顿勋爵同一著作的两个不同中译本：《自由史论》（【英】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和《自由的历史》（【英】阿克顿著,王天威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行文中对两个译本均有引用,求晓畅而已,故没有一一注明.
有一言九鼎的政治人物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于是,这本世界名著在问世150多年以后突然在中国“火”了一把,一时间成了“人人争读”（凤凰网上用语）的热门书.“书有书的命运”,倒也不足为怪.
坊间对这本书的评介热闹了一阵,至今也还没完全消停.不少文章关心的是这本探讨法国大革命之前因后果的书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用语）,似乎有揣摩推荐者深意的意思.这当然也是一种读法,“读史使人明智”,揣摩者终归也是想以史为鉴.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此类文章都聚焦于书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这段文字说的是改革有引发革命的风险,与改革正进入“深水区”的“当下中国的关联性”自不难找到.有评论就指出,“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参看2013年1 月8日人民日报）.不过我以为,历史毕竟不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因素总是会有很多,太简捷的类比怕是很难得出什么有教益的结论.譬如,如果就此得出中国的改革应该缓行甚或止步的结论,显然就很可笑甚而有些可疑.但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说,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还需要审慎云云,却又不过都是些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所以,倒不如少去揣摩,而多去领会作者说出了什么“最普遍的东西”（托克维尔语,见于本书导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极富洞察力的书.上述这段文字也堪称名言,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与习常之见不一样,作者托克维尔在这里断言,最激烈的反抗（革命）往往是在统治者着手改革,因而压迫减轻、情况变好的时期发生.这一断言得自一种历史观察,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细想一下,我们习常的看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其实却不是得自观察,而是从某种历史哲学做出的推论.孟德斯鸠就曾反驳过这种推论：“从上面所说,就好像人类的天性将会不断起来反对专制政体似的.但是虽然人类喜爱自由,憎恶残暴,大多数的人们却还是屈从于专制政体之下,这是容易了解的.”还有必要强调一点：托克维尔这里所论述的改革（以路易十六为例）,大体上是以改善民生为本的.相对而言,一个以增强国力为本的改革（例如商鞅变法）,目标就不会在于“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改革中或改革后的政权也往往不会“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所以不在托克维尔的论列.这里的“更好”,当然是以臣民的感觉为准.
托克维尔的洞见在于：随着改革的进行,臣民们对专制弊政的容忍度会日益降低.为什么会降低?一方面是改革滞后的弊政会显得更加扎眼,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臣民们的“感觉却变得更加敏锐”.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也许会认为臣民们太不知好歹,甚至认为人性就是贱,只配接受最残暴的统治.但实际上臣民们的容忍度降低完全可视为改革的一大成果,只不过统治者往往不作如是想.托克维尔说得很清楚：原先“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怎样的一种绝望?！可以说,是改革让人们意识到苦难并非不可避免,事情完全有可能得到改变,变成（改革者承诺的）另一种样子.因此,容忍度降低表明,臣民们对统治者从而也对自己的生活开始抱有希望,心智因而才变得活跃起来.有什么改革成就会比臣民在精神上的解放更为根本?所以我总觉得,这应该是改革者也希望看到的,至少对于以改善民生为本的改革者来说是这样.所谓民生,从来就不是只包含物质生活一个方面,“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也不会仅从物质生活方面着手,除非认定臣民如牲口.
问题却在于,改革的进度似乎总是慢于臣民容忍度下降的速度,这或许是由于统治者改革的意愿总是与臣民被唤起的希望有较大距离?当臣民们的容忍度下降到接近零时,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托克维尔于是说道：“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 听上去像是一句感叹,在我看来却是这段文字中最为要紧的一个论断.风险的确巨大,但成功规避风险的可能性总还是存在的.托克维尔不是凭空道来,他心目中显然有实例在.
这个论断的中文译文有可能会引起某种歧义,即：似乎需要有另一个“伟大天才”去拯救想要改革的“君主”.我请法文很好的一位朋友查对过原文,原文中那个“伟大天才”的意思很确凿地是指君主自己的“伟大禀赋”.澄清这点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澄清它却使我得以找到一个佐证——阿克顿勋爵也有一个很相似的论断.他说,古希腊的梭伦就是靠着自己伟大的“政治天才”在雅典完成了一次“温和的、不流血与和平的变革”.有理由相信,托克维尔也必会同意把梭伦引为自己论断的一个范例.
梭伦是怎样做的?事虽古远,阿克顿做出的一个精辟概述却可帮助我们得见其荦荦大端.梭伦的改革启动于雅典城邦做出的一次选择：“雅典像其他城市一样深为特权阶级所烦扰,为避免暴力任命梭伦修改法律”.阿克顿说：“这是历史记载中最令人愉快的选择”.接下来轮到梭伦做出一系列选择.“通过使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其自身利益的看守者,梭伦让的因素进入国家.他说：‘一个统治者的最大光荣就是创造一个公众的政府.’”于是,“依靠同意的统治取代了依靠强迫的统治,倒立的金字塔被颠倒了过来.”等“他认为对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信任,所以,他将一切行使权力的人都置于其服务对象的带有警惕性的控制之下.等他将在他看来普通民众有能力运用的影响力都交给了他们,以便让国家免于专横统治.他说,的要义是不服从任何主人而只服从法律.”等不难看出,梭伦所完成的改革其实就是一次革命.所以说,他成功避免的并不是革命,而只是流血与骚乱.
从今天看过去,梭伦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招妙策.他所做的,不就是我们这里自1970年代末便反复申说的：加强与法制,或者说以法治取代人治?或许值得一说的是,在梭伦那里,改革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了推进改革的主要手段,即便在“维稳”一事上也是如此：“人们到那时为止所知道的反对政治骚乱的唯一方法,就是权力的集中.梭伦则开始以分散权力的方式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这一点,使他的改革得以进入了良性循环?
梭伦是以伟大立法者的不朽声名载入史册的,他是人类法治传统的奠基人之一.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人类复兴这种古老传统的努力尚起步不久（路易十六就未必认同）,时至今日则早已成为世界潮流.人类在推进法治方面确已积累了很多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要完成梭伦式的改革,已不必依赖梭伦式的“天才”人物.现如今改革所需的智慧,似更多地体现在以完善法制为主的“顶层设计”上.梭伦改革也许还像是一个传说,但近现代完成的“温和的、不流血与和平的变革”已不算罕见.或许就近可举的一个例子是蒋经国.据马英九回忆,1986年10月7号,蒋经国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采访,当葛兰姆问“你们什么时候结束戒严令”时,蒋经国回答说：“我们正在草拟《国家安全法》,一旦颁布,就立即结束戒严令.”当时在场的马英九说他听到这话时,身上像有电流通过,因为他知道,这是“在写历史”.一年后,台湾果然结束了长达35年的戒严令.蒋经国是一位天才吗?不像是.他只是下了大决心,并做好了周密的准备而已.
附记：本札记写完后读到雷蒙·阿隆论及托克维尔的一段文字,录于下或有助于理解.
他之所以接受大革命,是因为大革命已经发生,但他并不为大革命歌功颂德.不可避免的是运动,而不是革命风暴.这样的风暴不仅把古老的贵族“连根拔起”,而且给自由造成了尚未愈合的伤害.
——《托克维尔与精神》（【法】雷蒙·阿隆 【美】丹尼尔·贝尔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作者系黔籍学者,著名书评人,1980年考入北大外国哲学所,获硕士学位,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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