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革命党向执政党华丽转身: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根基》：本论文可用于华丽转身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华丽转身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从路径依赖的视角看,中国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华丽转身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中,民族、国家与政党关系理论的创新正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形成的核心内容.摆脱自然法权思想这一西方政治文化民族特色的困扰,依据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中国悠久的多民族史实与现实民族关系政治格局来处理执政党、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成功走出了以坚持中国的领导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的重要创新成果.新中国政治实践是对“政党政治”文化的重要创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成功实践对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具有积极示范效应.
关键词：民族；国家；政党；自然法权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5.04.01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5）04-0073-04
2014年9月,在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1].简言之,从路径依赖的视角看,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华丽转身,中国执政地位的确立,使中国政治实践步入了新的时代.坚持中国的领导也自然成为国家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动力与核心内容,即中国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社会角色的转换,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根本与基础.准确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我国民族关系、民族工作中地位与根本性质的转变,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丰富内涵、科学定位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核心问题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与创新中,政党理论的建构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它关系到如何处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中,民族、国家与政党关系理论的创新正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形成的核心内容.
一、新中国政治实践是对“政党政治”文化的重大创新
关于“政党执政”、“政党政治”等政治现象,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中所述,政党实是相对晚近的产物,不过是在19世纪早期作为赢得选举并掌握政府权力的政治机器才开始出现的,简而言之,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原则[2]273.“政党制度”这一始创于西方政治实践的人类近代政治文明成果,在其孕育形成过程中就深深嵌入了西方政治文化的胎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制度同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构成资本主义代议制的三大支柱,它强调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政党是为选举（竞选）、为取得权利和控制政府等而建立的政治组织[3]179.在西方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对“政党”的普遍观念为“政党是政治体制内为取得和行使权力的目的而组织的集团”（《大英百科全书》）.“政党通常用来指人们为了取得对政府的控制以制订政策,从而在观点上和行动上或多或少统一起来的团体”,“是为争取选民支持它所提名的候选人而高度组织起来的集中统一的团体”（《新时代百科全书》）.“政党是这样一种组织,它通常是通过它所指出的候选人担当公职,以达到控制政府机构之目的.政党有很多形式,但他们的主要职能都是相同的,这便是,提供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员；组织这些人员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以及在个人与政府之间起桥梁作用”[3]179—180（《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政党是为赢得执政权力（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的人们组织而成的团体”,“政党的目标是赢得政治职位并掌握执政权（但小党更多是利用选举获取宣扬理念的平台而非赢得权力）.政党是由正式成员组成的组织化团体,从而与较广义和分散化的社会运动相区别”[2]294.总而言之,西方政党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在基础上获得执政权力的问题.其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或执政的合法基础）与代表性（或执政的权利来源）.西方政治理论的这些基础性问题,隐含着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遗迹,展示了西方政治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
所谓执政者执政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其历史渊源在于西方政治实践演进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特别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历经漫长的基督教神权的统治,长期宗教神权的社会地位高于世俗政权的政治实践,孕育形成了西方政治文化中“君权神授”传统.即在西方这个普遍信仰宗教的社会中,世俗王权的执政地位只有获得宗教神权的加冕认可才具有合法性；经历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占主导地位的“君权神授”思想虽让位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生而平等”,并最终过渡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思潮,但西方政治的思想基础则始终植根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权思想.简言之,西方政治基础上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虽然以所谓“主权在民”原则为基础,或以为*将政党（包括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相分离,但西方政党执政这一新的政治文明成果的精神实质并未摆脱从人类社会之外寻求执政合法性来源或政权基础的历史传统与政治逻辑.
综观世界政治文明中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区,受长期“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背景的影响,形成宗教神权的社会地位高于世俗政权的类型；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从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一手高举《古兰经》、一手拿剑统一阿拉伯地区起,就创立形成了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相统一的政教合一体制的传统；在中国长期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则使世俗政权在政治实践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社会地位绝对高于各类宗教神权.因此,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并非政党政治文明普遍面临的根本问题,执政文化的政治特点因国而异,所谓“人生来具有的神圣不可剥夺的人权”等自然法权思想,“人权”基础上的及代议制、政党竞争执政等仅为西方政党政治的民族特色.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执政者执政地位的确立,始终以社会政治实践中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现实结局为基础,或接受与认可政治实践博弈的社会现实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从秦朝大一统时期（公元前209年）,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朴素政治思想号召下发动农民起义开始,“胜王败寇”社会政治心态长期流行,形成了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即执政者从政治实践中建立自己的执政基础,创立并努力维护其执政地位,尽力掌控执政权力.执政者通过社会动员、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与维持等政治实践的奋力拼搏最终登上执政舞台,以自证其具备治国理政方面的综合能力或实力.简言之,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传统不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认可来确立执政者的执政地位,而是通过政治实践博弈,最终有能力登上执政舞台的优胜者,依政治实践结果自证其治国理政的实际能力,从而确立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执政地位.当代社会的国家治理是实践特色非常鲜明、综合性极强、风险与复杂程度极高的社会管理活动.通过政治实践博弈最终登上执政舞台,这一制度性选优机制使国家执政权力置于自证其真正有社会治理才能者的掌控之中,无疑是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秩序持续稳定发展的可靠途径.西方竞选执政思想传入我国以来不时有人鼓噪其优势,甚至以此诟病中国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基础.实际上,中国领导地位的确立以及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创立,恰恰是对近代西方政治实践孕育形成的政党政治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其优势在于通过真实的政治实践,执政者自证其执政才能与智慧,政治实践博弈的结果同时也将执政权实际置于优胜者的掌控之中,使制度性选优机制真实可靠；竞选执政中各政党鼓噪其执政宣言、迎合选民意趣以获得的认同与支持,在政治实践中从宣传执政宣言博得选民支持,到将政治主张在实践成现实往往有一定距离,因此,通过竞选选择的执政者其治国理政的才能不一定真实可靠,往往蕴含欺骗性的政治风险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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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革命党向执政党华丽转身: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根基为适合华丽转身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华丽转身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