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诗歌，精神术》：这篇诗歌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朱英诞者,何许人也?生于津沽（1913）,书香世家,后迁居北平,30年代初正式开始新诗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虽然过早地没入历史的背面,但曾一度踏入“京派”现代主义诗人群——“废名圈”,成为和废名、林庚堪可比肩的诗人,接替废名在周作人主持的北大文学院讲授新诗,而后辗转谋生,解放后隐居北京深巷的纸阁芦帘里,将诗歌创作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1983）.清寂而绝非无意义的一生,留下了包括《深巷集》、《夜窗集》等在内的三千一百首新诗,整体艺术水平上乘,知音、诗友废名评价他的诗在新诗中“等于南宋的词”、可以“证明新诗是真正的新文学”（《新诗讲稿》）.之前,我有幸参和编校、研究朱英诞新诗,两年多来一直沉浸在朱英诞提供的诗性体验中,仿佛进行着一场熟悉而神秘的精神游历,我一直在想：撇开一般的兴趣爱好,在心灵追求的层面上,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朱英诞和缪斯相伴直到生命尽头?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思维,诗歌和死亡之间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秘关联,诗歌从内部预见、加速死亡,而死亡又以其莫可言说的混沌天性提升着诗歌,因此,凡具有某种诗性天赋、且又早早奔向死亡的诗人,往往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远者如屈原、王勃,近者如朱湘、海子.实际情况仿佛是,不死,诗歌难以超凡入圣！仿佛有些生命,因了诗,可以不必参和五谷轮回,可以远离人间烟火.然而细细思量,并非世间事都可以慷慨赴死超凡入圣,当某件事需要以轻易地凌越于周围事物之上以确证其价值时,那么对待此件事须慎之又慎.赴死者,有几人真能像太史公那般已经独自完成了一件经天纬地之事而勿需再假以天年惨淡经营；认可赴死这种行为者,在自己说出那些貌似崇高的思想时可否想到鲁迅的敬告：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么就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蝼蚁尚且惜命.诗人西川论海子时曾有言：“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肯定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死亡后记》）.论及此,我还想问一句：诗歌除了和生命保持古老的敌意,还有没有一种古老的善意?
死有万千样态,但是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种：肉体死亡和精神死亡.我们不止一次听到,人们在街头巷尾以各种口吻说出这几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寂灭固然可悲,而“活着却死了”的常见事实,难道不更触目惊心吗?“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司马迁《报任安书》）,这可是先觉者对精神死亡的沉沦和惨痛的古典式表达.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发出追问：在严格辩证的意义上,如果诗歌认同死亡,那么它为什么不同样认可对精神死亡的抗拒（肉体的死亡充满了太多的物质偶然性,往往是个体难以战胜的）?
生活在大动荡的二十世纪,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 ”一些列大事件,他对“时代”有亲身的体验和沉痛的思考.在时代风暴里,个人犹如微渺的蜉蝣,随时可能被撕碎或熄灭.写于四十年代的《乡村一角》：“我喜欢这儿,乡村一角,/在这儿我静悄的生存,/并孤独的死去,即使很小,/我却不是一只田鼠”,像卡夫卡那样自觉意识到“自己是一只田鼠”,多么孤独而悲凉的自喻,然而还倔强地称自己并不是“田鼠”.“坟”成为这一时期朱英诞反复抒写的意象,他在乡野看到坟,在天空看到坟,甚至在虚无的风中看到坟,“冬去春来阴晴交替/金雨的光芒穿入坟墓/一场幻术,（仅为了美丽）/而灼伤了你的手指”（《种籽》）,“十月的天空荒凉的/如古代的坟墓”（《影子》）“（缕缕的风,凄艳的虚空/它们的坟茔在漂泊着,）/于是你沉溺在思索的挣扎里/你想着,一个颓废的姿态”（《沉默者》）,“坟”,生命最终的归宿,死亡的存在之家,成为他战争年代诗歌里的常见意象.朱英诞的诗不乏对“死亡”的直接抒写：“这年月,疯狂的年月/最好的地方是睡眠/窗前是满地落红/人在镜子里作梦//梦,云雀无踪/夜莺已死/惟孔雀徘徊,大张着/无数灼灼的眼睛看着”（《孔雀徘徊》）,一派空寂如死的景象,孔雀开屏仿佛隐藏着死神的一双双灼灼的眼睛,死亡无处不在,“展开孔雀的屏/用一千对灼灼的眼睛/等尝最后的别离的滋味”（《弥留》）.朱英诞尝尽了在死神窥视下生活的滋味,然而即使躲过时代的风暴幸存下来,也须承受种种束缚.朱英诞意识到,“现代”是一个连“皮肉都须仰仗钢铁”的“非诗化时代”,庸俗“唯物论”和“实用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现代人生活犹如疲惫的牛马（《诗之有用论》）.他深切体会到现代化带给人的消极影响,极端的国家主义是战争之源,疯长的经济实利原则侵蚀了人和人之间的朴素关系,自然环境不断地遭到摧残,现代诗人再也难以像陶谢李杜那样从容地生活在民胞物和的环境中了.不惟如此,朱英诞说自己“三十年来也未能逾越世界上几个哲学派别,虽然它们本来是大而无当的”（《飞鸟》附记）,又说“西儒有云‘先是生活,次是哲学吧！’（这不是一个讽刺）生活,是的,我们平常只是生存而已”（《新诗讲稿》）,对“哲学”充满了怀疑,在朱英诞的词典中,“哲学”类似于观念,即是说,现代社会无非是“观念”的世界,各种流行观念主宰了人的精神空间,所有行为必须遵守观念体系的规则,观念单向度的理性,侵占、压抑了感性生活的空间,所以他和废名、林庚等同仁一样,在现代都市生活感到难以名状的苦闷.朱英诞选择从公共生活领域退出,远离革命、不做官,也不参和任何群体运动,躲在北平胡同的古庭院里过灯昏镜晓、春花秋月的闲散日子,息交绝游,埋头诗书.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生命如同风中之烛,死亡随时会降临,而活着,特别是使精神生命得以延续,成为一件近乎奢侈之事.晚年总结一生行状时,朱英诞曾说：“我说我一生只采用了诸葛亮的半句‘苟全性命于乱世’”（《梅花依旧》）.他曾自道苦心,一生总是在等待一个说话的机会.也一直珍视同时代一个希腊作家的话：“对真理的热情是30年代青年诗人和作家中最有才能的分子特征”（《梅花依旧》）,认同艾·阿·瑞恰慈现代“诗能够克服心灵混乱”的论断（《“不干涉主义”和诗（代序）》）.在他身上,极端的怀疑和极端的执着并存.于是,诗歌成为一种生存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抵抗精神死亡之法门.死亡犹如暮色缓慢而不可逆转地笼罩一切,浸染着他的心灵世界,然而作为“精神生存术”的诗歌为他打开一点狭小的空间,分解死亡渗漏的毒液,保证精神依旧像植物那样缓慢地生长,避免了“心死”之后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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