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赋文体概念其产生和》：本论文为您写文体概念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说到赋,先应辨清有关赋的几个概念.赋在古代文学史上主要包含三种含义.其一,赋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后由《毛诗序》归为诗六义之一：“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特征,钟嵘《诗品》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其二,“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这是指一种摆脱了音乐的诵读方式,即诗可合乐而歌,而赋则不是歌唱,而是诵读.其三,赋乃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刘熙《释名·释书契》曰：“敷布其文谓之赋.”陆机《文赋》曰：“赋体物而浏亮.”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可见,这种文体的主要特征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其形式介于诗（韵文）与文（散文）之间,是一种非诗非文、半诗半文、亦诗亦文、韵散相兼的特殊体式的文体,在汉代形成了其确定的体制.这种文体,讲究声韵的和谐与形式的整饬,一定程度上具备诗的特点,却是不歌而诵；句型上,长短不拘,没有格律的严格限制,可自由地抒情、状物、叙事、说理,显然具有散文的特点,却又往往协韵；虽然形成于汉代,但并不固守汉代形成的体制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体制和形式特征不断呈现变化,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赋,如古赋（诗赋、骚赋）、俳赋（骈赋）、律赋（及俗赋）、文赋等.现存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是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等.
以下,我们拟着重对作为文体形式的赋加以阐发,探讨它的产生与发展历史.
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的产生,既承沿了“诗六义”之一——赋的表现手法,是诗基础上的发展,也与诗（《诗经》）以后产生的新体式——楚辞有着渊源关系,它是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现代有学者甚至认为,赋的产生还与纵横家言、隐语、俳词等有关系,或谓源头中有这些成分（详见下文）.
关于赋的产生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有一段话说得较清楚,可谓抓住了实质：“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班固《两都赋序》也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这是不错的,无论从赋文体重在铺陈的表现手法,或是赋作品中往往附以规劝讽喻文字（尽管不少赋作实际上讽喻仅为点缀而已）,都可见出赋承继诗的痕迹.因而,赋之名称由诗而来,它与诗有着密切关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汉代的班固在讲到最早的赋家时,却与后来的刘勰不同.他认为：“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与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这里有两个问题：一、 最早的赋家究竟是谁?二、 屈原作品是否属于赋?楚辞与赋有否区别?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从赋的特征上看,荀卿是最早的赋家,这无疑义,因为从文学史上看,最早以赋命名作品的,即起始于荀卿,且他的《赋篇》已具备了赋体的基本特征：咏物、铺陈——虽然其文学价值不高,对后世影响也不大.另一个最早的赋家,应如刘勰所说,是宋玉,而不是屈原.宋玉的《风赋》、《钓赋》,内容为咏物,以不带抒情成分的客观者口吻描述,符合“直书其事”、“体物写志”特征.那么,何以认为屈原不是赋家,其作品也非赋呢?谈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肯定,赋与楚辞（屈原作品）在渊源上有继承关系,这只要细读楚辞作品即可发现：楚辞中出现了铺陈现象,有些篇章显然已具备较多赋的成分,如《离骚》的部分段落及《招魂》、《大招》.但是,楚辞毕竟又不同于赋,其理由是：一、楚辞一般六言,加“兮”字为七言,而赋多以四六言为主；二、楚辞基本无散句,极少用连结词语,赋则多用连结词语,篇章中常夹杂散文句式；三、楚辞内容多诡异谲怪,长于“言幽怨之情”,抒情成分浓,而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抒清成分淡,咏物说理多；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骚（楚辞）与赋分章辨析（《辨骚》、《诠赋》）,任昉《文章缘起》将骚赋分为别体,萧统《文选》于赋目之外,另立骚目,胡应麟《诗薮》云：“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无复杂之论,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程廷祚《骚赋论》云：“骚则长于言幽怨之情,而不可以登清庙.赋能体万物之情状,而比兴之义缺焉.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赋也者,体类于骚而义取乎诗者也.”由此可见,称屈原作品为赋,以为屈原为赋家是不恰当的.之所以造成此种谬误的原因主要在于汉朝人视辞、赋为一家,辞赋通称,不分彼此,以赋声调读楚辞,加上史籍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汉书·艺文志》）,史家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相沿承袭,便谬称屈原为赋家、屈原作品（楚辞）为赋了.
当然,辨明楚辞不是赋,并不能否认楚辞与赋之间的渊源承继关系,严格地说,楚辞应是赋的近源（《诗》则是远源）,何况,两位最早的赋家与楚地均有密切关系：荀卿终老于楚,宋玉本身是楚人.此外,谈赋的文体,除了与辞的区别与联系外,还要涉及其与颂、七等文体的关系.汉代人不仅辞赋不分（已如上述）,也将赋颂混称,如王褒《洞箫赋》又名《洞箫颂》,对此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有明确论述：“颂唯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可见赋、颂两种文体是有区别的.至于七体（还应包括答难体）则应该属于赋的范围,因为它们以问答成篇,以铺陈夸饰为主要特征,篇中往往含有寓意或批判之意,与赋文体无本质差异.
赋在战国后期形成后,秦时只产生了一些杂赋,到汉朝,尤其汉武帝时期,突发勃兴,涌现出大量的赋家及其赋作品,呈现出文学史上一个时代一种文体特别兴盛的局面,故而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自然,王国维的说法未免抬高了汉赋,但赋在汉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确是凿论.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有社会客观原因：汉帝国的强盛,使帝王贵族奢侈淫逸之风滋长,伴之而成的,便是歌功颂德文学的畸形发展；汉代献赋制度的产生,促使文人们竞相群起撰著赋作；由董仲舒提出经汉武帝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思想,在两汉的广泛影响,大大束缚了文人们的创作等等.而从汉赋作品本身看,它的体制形式与内容,也导致了赋在汉代的发达（尤其汉大赋）：汉赋作品大多并不妨碍封建帝王贵族在物质享受方面穷奢极欲的追求,有些甚至还给他们以诗意的美感,满足他们的感官刺激；它不仅不对荒淫奢侈予以谴责,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美化了帝王贵族,所谓“仁爱之心”、“与民同乐”,对帝王贵族虚荣心是一种满足,而同时又点缀了帝国王朝的歌舞升平,这怎能不使读赋的统治者欢欣悦目而益发宠爱赋作者呢?于是对赋作者升官加爵、晋阶厚禄,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于是一时间效尤者,也就如蜂般涌现,整个文坛崇尚赋便蔚成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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