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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的重要源头,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重要机制,是社会主义协商的典范形式.在现实政治运行中,政党协商重要作用的发挥仍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政党协商理论有待完善,政党协商功能有待明确,政党协商能力有待提升,政党协商机制有待健全.加强政党协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把政党协商的作用发挥好.要从多方面着手,实现政党协商有为有位：提升政党协商认识水平,强化政党协商功能定位,加强政党协商能力建设,完善政党协商机制.
关键词：社会主义协商；政党协商；参政党；无党派人士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2-0032-09
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协商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述,出台了一系列新规定、新政策,做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新规划.社会主义协商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协商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还是中国执政和决策的重要方式.政党协商既是我国两种基本政治协商形式之一,又是社会主义协商的首要渠道,在社会主义协商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相比于政协协商等其他协商形式,政党协商仍是一个新课题.其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仍需深入探索.为此,笔者对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研究.
一、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中的重要地位
政党协商是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的重要源头
社会主义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国内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协商的起源有多种观点：有的学者追溯到我国古代类似协商的思想和实践；有的学者认为起源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的学者认为起源于“三三制”政权实践.尽管关于社会主义协商的起源有多种观点,但是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协商的形成发展与政党协商密切关联.在社会主义协商的形成发展中,政党是核心参与力量,政党协商是基本形式.在新义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和各党派形成了“遇事协商”的传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合作中进行着密切的协商.其典型实践是中国在“三三制”政权中同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进行合作共事,在国民参政会中同党派进行协商合作.在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政党协商同样贯穿其中.与民盟的“君子协定”就是协商的成果.经过各党派反复和广泛的协商讨论,政治协商会议最终通过了五大项协议.1948年,各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筹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协商建国.1949年9月,中国与包括各党派在内的各界人士开展了讨论协商,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此外,国名、国都、国旗、国歌等国家标志也是经各政党反复协商确定的.
(二)政党协商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
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这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不可割裂的整体.政治协商是合作的重要形式,合作是政治协商的目标方向.在我国,政治协商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中国同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的政党协商和中国通过人民政协同包括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等各方面力量开展的政协协商.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都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重要体现.相比之下,政党协商更加集中和直接地体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的重要特征.政党协商既坚持了的领导,又坚持了派合作；既体现了执政,又体现了党派参政.随着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党协商越来越受到重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建设的意见》、《中国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等重要文件和党内法规,无一不把政党协商放在重要位置和作为重要内容来强调.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政党协商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意义,规定了政党协商的内容、形式、程序和保障机制,使政党协商有法可依、运行有据.
(三)政党协商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重要机制
近现代以来,政党日益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是国内外各种形态政治的基本组织形式,具有利益代表、社会整合、影响政治、维护稳定等功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党协商不是稀罕物,但凡实行政党政治往往都少不了协商.”[1]无论是在西方以竞争为导向的政党体制中,还是在我国以合作为导向的政党体制中,都存在着政党协商.西方国家的政党协商虽然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实现路径,但大多具有竞争激烈有余而协商不足、政党竞争与政党协商相机更迭、竞争的一般性与协商的特殊性、协商往往带有政党交易的性质等特征[2].在我国,政党协商发挥着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社会主义协商制度所具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制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既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也将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3]一方面,政党协商有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政党协商直接把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和联系广泛优势的党派纳入我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拓展并完善了以决策为目标的政治系统.另一方面,政党协商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我国的国家治理富有鲜明的协商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了广泛丰富的协商.政党协商有利于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化,有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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