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时代潮流中的侯登科》：本文关于侯登科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我和侯登科的交往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让我们认识的是《现代摄影》的李媚.当时我是这份杂志的撰稿人之一,侯登科则是另一个撰稿人.同时,他还是摄影家,不时有作品在杂志上发表.那个时候中国摄影界正在刮“西北风”,大声疾呼摄影的“真实”,一些原来习惯了唯美风格的人有点不以为然,所以不时会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
有一天,李媚给我看一篇署名“秦言”的文章,笑着问我能否读懂.那年头,我还年轻,对理论有兴趣,也有点自以为是,所以,读着“秦言”用模仿黑格尔哲学的译文腔去讨论“摄影真实性”时,不禁兀自笑了起来.我有点轻率地说：“读不太懂”.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真的读不懂,而是对其中的文风与论述有意见.李媚也觉做到的确如此,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一个严肃的摄影问题写做到这样弯来拐去.于是,她希望我写一篇通俗一些的,用以呼应对“摄影真实性”的讨论.
时间紧,我急就了一篇,不长,指出“真实”本身是一个暧昧的概念,照“秦言”的方式讨论下去,不会有清晰的结果.
很快,侯登科到深圳来和我见面.李媚告诉我说,他就是“秦言”.这让我有点吃惊,眼下的这个人,怎么会用黑格尔似的晦涩语言,谈高深莫测的“真实”问题?看着我半信半疑的样子,侯登科有点挑战似地说：“我是秦言！”然后,就望着我嘻嘻地笑了起来.他长做到瘦,腰弯着,笑起来时,一脸密密的皱纹,像刘文西笔下的峽北中年农民.接着我们就开始争吵起来了,他说话慢,一句一句嘣出来.他告诉我说,他非做到用这么晦涩的写法,否则吓不了人,尤其吓不了那班拍唯美的著名人物.我敏感地发现我们属于“两代人”,他在晦涩的字句后面,隐藏着一种责任和使命.我则刚从大学出来,受到80年代的“启蒙”,只想所谓的“艺术”.所以,我们的对立是很正常的.他所较真的,我认为没有必要；我认为需要较真的,他反倒觉做到茫然.后来,我才想明白,我们的分歧其实很简单：他对摄影的唯美风气难以忍受,因为他觉做到在这些唯美当中看不到“社会真实”.这种对唯美的厌弃来自他个人的成长史,来自那个漫长年代争取个人图像权利的拍摄岁月.所以,侯登科认为他必须反抗,必须用镜头,还要用笔,来把这一份厌弃转化为尖锐的声音.我是1980年代教育出来的,认为虚伪的真实才能让艺术获得“解放”.侯登科那一代人的历史重负似乎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他来说,必须让“摄影的真实”成为一面迎风飘荡的旗帜,好为自己的追求张目；对我来说,则必须让艺术更前卫一些,更先锋一些,好和自以为是的西方当代艺术缩短“距离”.
我们的争论就从那次延续了下来.后来争论到了西安,在人民广场上,你一句我一言,互不相让.后来又持续到大连,语气不激烈了,但还是你来我往.
但是,我们的争论似乎永远那么温和,那么富有人情味,那么亲切.对峙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深情.
一想到侯登科已经去世,我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对手去争论,不免悲从心来.我知道,“启蒙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候对于艺术的认识已经成为新人们的笑柄,其中的是非也烟消云散.当年所反对的,后来变成了前卫；当年所坚持的,反而有了跟屁虫的嫌疑.那阵子的“文化英雄”,曾经让我感动,现在偶尔读到他们的“艺术感想”,居然会产生一种典型的萨特式的感觉,那就是恶心,恶心到了想呕吐.
2000年,在大连,我看到了侯登科新出版的影集《麦客》,这是一本散发着朴实气息的图像记录,没有“艺术”式的刻意,没有晦涩的描述.晚上,呆在大连医科大学招待所的房间里,我仔细阅读侯登科写的前言,我从内心滋长了一种感动,这感动来自无边的内心,像山呼海啸般激烈.
我彻夜难眠.
我明白了,侯登科属于他那个时代,在时代潮流中,他以自己的气质在行走,他的言行、文风、图像,已经成为表征那个时代的重要物证,从而成就历史.
侯登科把他的《麦客》递给我时不经意地说：“翻翻吧！这是我的麦客.”他没有说这是他的摄影作品,更没有强调这是纪实,他只是说“我的麦客”.这句话对我呈现了一种立场,朴实的、乡村的,却潜藏着图像上的颠覆.我想起与李媚从1988年就开始提倡的“纪实摄影”,在这个命名当中,我怀疑我们多少模糊了摄影家们本来就差异很大的图像立场.如果仅仅为了用镜头记录“麦客”这一现象,侯登科不会获得现在我所看到的图像.同样,如果想去媒体上凑“图片热闹”,“耸人听闻”就不会成为他的选择.坦率说,在图片已经泛滥的时代,“纪实”很容易滑向猎奇,因为“边缘性”题材能够留住窥视般的社会眼神,提供一系列的奇观.对这类图像的“拜物教”正在成为视觉观看的时尚,对比起来,“麦客”的落伍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侯登科的“图像立场”采取了规避时尚的策略.他的图像的颠覆性大约也在这里.
不过,在仔细阅读了《麦客》,发现仅仅规避时尚无法说明侯登科的拍摄热情,多年来,他的战士情怀与战士姿态依然没有改变,其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甚至超越《麦客》所呈现的更为广大的野心,那就是用图像建构与社会相平行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活跃在《麦客》中,也同样活跃在侯登科口语化的叙述中.
在说明拍摄“麦客”的文字里,有一段令人难忘：
“我一时迷惑：年复一年几万十几万的人流,先人们真是视而不见?传说还不如眼睛?静下心来又觉做到合情合理：‘下苦人’三字就说明了一切.在我们的文化源流中,‘民’与‘人’是大有区别的.对于常人,只有民,没有人.从司马迁到后代史家,哪个给‘民’树碑作传?已有的历史不外是些大人物的‘家谱’编撰,孔孟之道的‘世袭’繁衍,文人墨客的‘济世’志表.明清以降虽有了市井小人的言吐,大都还是演变到光宗耀祖的套路上去了,成了‘苦尽甘来’的*饰物和道德注脚.作为‘人’的先辈,或被遮在蟒袍下,或消弭于经注里,或就一代一代地被历史的笏板挡住了脸面,只闻其声,不见其颜.白居易虽有悯世惜民的《卖炭翁》,但却难见卖炭‘人’.如若‘麦客’也能经见于史料,那还是我们的历史吗?麦客是入不了历史的.入野史,也难.只能一代代的自我作传,从古至今.”
侯登科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时代潮流中的侯登科为关于侯登科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侯登科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