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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斟酌,我还是决定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目.是的,吕约的诗歌使得我们重新认识了女性和写作,而阅读体验更多的则是震惊.
吕约的诗歌世界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评论文字.对于她这样一个对诗歌写作有着相当的自觉意识的女性而言,她的文本都足够独立和具有自我阐释的能力.谈论女性写作我们必然绕不开的就是女性精神.但是对于更多的诗人和评论者甚至女性自身而言,女性精神一种被不断误解和窄化.而在我看来女性精神具有多个层面,无论是80年代的女性主义和泛女权化写作,还是90年代以来日常化图景的女性抒写都是女性精神不同程度和侧面的呈现.而对于出生于70年代渐入中年的吕约这样的女性写作而言,她所呈现的女性精神也只能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换言之我们不能以吕约的女性精神来要求甚至规范和评骘其他的女性写作,反之我们也不能用其他的女性精神来强行吕约进行转换和修正.
即使到了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时代,即使女性革命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旧梦,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写作仍然是一个悖论重重的难题——“女性只有在重新获得自己被去除的能力,重新发现完整和重新投入女性感情中令人神往的良心——那种说不上熟练的 时,才能够变得完整”（温德尔）.那么,就写作而言,女性如何能够在一个个碎片之上获得这种完整性,如何重新找回被去除的能力呢?这必将是冲突的.
吕约的每首诗都标明了具体的写作时间.作为一种日常关系过敏症一样的日记体式的写作,诗歌对于吕约而言更像是一种精神备忘录和一个个失眠时刻的安慰剂.或者说诗歌在吕约这里体现为精神疗救的功能.如果寻找一种颜色作为其诗歌精神的对应,我会直觉地联想到黑色.这种黑暗的诗歌质地在吕约那些关涉死亡的诗歌文本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比如《生死问题》、《参观一个自杀朋友的房间》、《和朋友路过养老院》）.值得注意的则是这种黑暗精神是冷峻的,甚至是自嘲反讽的.吕约很少用充满热力和温度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而吕约的才能在于她具有“举轻若重”的本领或 .她往往在个体的私己之事和感知中和庞大的世界甚至精神性空间发生纠缠.据此,她的诗歌空间在个人想象力的刺激下不断膨胀.吕约的诗歌足够敏感甚至不乏偏执,这让我想到的则是词语世界里黑色高脚凳上的猫科动物——黑夜里目光炯炯、行动敏捷,白日里则慵懒倦困.吕约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轰轰烈烈的女性主义,她也确实在一部分诗歌中披上黑色的斗篷,用词语完成自我的命名和女性精神的成长史.吕约诗歌在精神学层面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父权制“圣像学”的反思和反拨.有时候她不得不在破坏仪式、法则的同时承担起女性自身的另一套仪式和法则——反讽、戏谑、自我戏剧化、独白、精神分析法则、白日梦幻、寓言家等.她甚至有时候还会尝试做腐食性动物,在那些阴沉、恶臭、污秽之地进行剖心挖肝的工作.也就是说吕约并不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写作者,那些“不洁”的事物都能够在文本世界中获得一种罕见的“诗意”.吕约甚至有时候会让我想到写作《墓碣文》的鲁迅——“等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等”.
吕约的诗歌正如她的一本诗集《破坏仪式的女人》一样,她在诗歌中往往表现出对“法则”、“正统”和“仪式”等象征符号体系的不屑一顾和义无反顾的挑动和颠覆（比如《坐着》、《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等诗）.诗人的道德感就是找回自由词语和自我精神的权利.吕约试图通过清洗词语来重构另外一种精神秩序,因此她也在诗歌中游离、“破坏”或者拓展、修正着惯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女性形象”和精神谱系.而这些女性形象不一而足的都具有程度不同的病症,比如在菩萨面前高声祷告的母亲、大街上被 拖着扔上警车的异端女性等等.而如果只是对其他女性以冷静的审视似乎还不够,难得的是吕约敢于向自己下刀子——而这往往是众多女性和女性写作所难以做到的.吕约的诗歌不拒绝爱,也不拒绝恨.在吕约的诗歌中我们常常会和那些携带着巨大而阴鸷的精神能量的日常景观相遇.换言之,这些日常景观往往带有极其强烈的寓言化的象征性和精神分析式的戏剧化效果.
在吕约这里我感受到女性精神成长过程中来自于母体、父系以及后天社会环境造成的多重焦虑和不安.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写作和身体体验和感官想象之间天然不可分割的关系.诚如西方一位女性理论家所言,女性的写作有时候更近乎于一场精神学意义上病症的见证和遭际.很多女性都在写作中发着低烧和偏头痛,吕约也难以例外.在《强悍的母亲毁灭了完美的造型》、《运动员》等诗歌中吕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症状的化验单：暴躁的基因、掉发、失眠、发烧、耳鸣、偏头痛、静脉曲张、子宫出血、骨折、肌腱炎、韧带劳损、关节松脱、月经不规则、暗疾,“我赞同她斩钉截铁的诊断 同时 悄悄感染了/ 她的忧虑 想起我的那些暗疾 偏头痛 / 关节炎 坐骨神经痛 /最重要的是月经问题 让我们陷入沉默”.
而只是围绕女性精神来谈论吕约似乎还不够,因为吕约一直是一个有公共意识的写作者.而公共意识和交互性空间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庞大的现实和作家的责任感,而这对于吕约这样的女性和写作者而言显得过于简单和沉重.吕约不乏面向公共题材的“现实性”和“现场感”的诗歌,比如《灾难中的生物》、《一个婴儿出门的时候》、《老太婆的小姑娘》、《钦差大臣》、《保钓运动》,但是极其难得的是她将这些题材和事件转化为诗歌的方式和自我的感知和想象.当社会事实被上升为个体真实、女性真实、命运真实、想象真实之后,诗歌写作才是成立的.吕约具有将日常抽象化和将抽象具体化的往返能力.而对于吕约而言,这种类型的写作更近乎是一个个寓言.这些日常的社会性景观被诗人通过词语进行扭曲、变形、夸张,再掺杂进白日梦和舞台剧一样的细节和精神氛围.似真似幻之间正好准确地达成了诗人的认知、介入和评价（比如《春天的鸟梦》）.诗人不仅要有深刻的现实感受力,而且还要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在这方面,吕约也同样做到了（比如《外婆的老虎》、《宫墙柳》）.
在诗歌文体意义上,吕约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冒险家.她往往在惯常的写作路径之外踏上人迹罕至的草径和山路.甚至她还敢于在河流两岸搭上独木桥,在悬崖两侧吊上摇晃的钢丝.她就是这样在别人的侧目和不解中用词语和精神的平衡术完成了这一冒险家的行为（比如《热带海岛》）.
阅读吕约是困难的.我曾感受到吕约在诗歌研讨会上的直接、尖锐和不留余地.而对于女性写作而言,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耐心和理解力?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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